，並且不斷地屠殺學生；他的“不干預政治”的主張，和政府的觀點事實上很難劃清界限，像國民黨政府就正式釋出命令不準學生干預政治。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胡適總體上還是站在學生這一邊的：無論是“三·一八”慘案，還是“一二·九”運動，以至1940年代學生運動，胡適都是出來努力地保護學生的，基本上維護了他的民主的自由的立場。但他在保護學生的同時，還是堅持要學生回到課堂，不要干預政治。這樣，他這一生和學生的關係，就形成了一個迴圈：學生鬧事，政府鎮壓，他支援學生；支援完學生還是要學生回來；政府又鎮壓，他又出來。最後弄得兩頭不得好——他為學生說話，政府當然不喜歡；他老叫學生回到教室，而血氣方剛的學生總是覺得“偌大個中國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怎麼會聽他的話？並且會覺得他太軟弱，甚至為政府說話。這大概就是胡適這樣的知識分子的悲劇所在吧。　txt小說上傳分享

北京大學教授的不同選擇（9）

正當胡適急於出來“糾偏”、“引導學生”時，魯迅卻保持了沉默。翻閱《魯迅年譜》就可以發現，在五四之後的幾年間，大概到1924年，魯迅主要精力在從事創作、翻譯與中國小說史的研究（從1920年開始他在北大上課也主要是講小說史），雜文寫得很少，也就是說，他很少對社會問題和思想文化界的問題發表意見，對於北大，也只是就講義風潮發表了那一次頗為特別的看法：對於校方與學生群體他都提出了質疑，他關注與同情的只是作為犧牲品的學生個人。魯迅的“沉默”是頗耐琢磨的：研究魯迅，固然要注意他的言說，但他的“不言”恐怕也不能忽視。“不言”首先與他的自我定位有關：我們已經說過，即使是五四時期，魯迅也是處於相對邊緣的位置：他是“客卿”，是“聽將令”、打邊鼓的；他從來就沒有過胡適那樣的當“學閥”、“導師”，引領社會的衝動，和“捨我其誰（我怎能不講）”的意識。對於北大，他也只是一個講幾節課的講師，不到非講不可的時候，是不會隨便說話的。更內在的原因，當然是魯迅的思慮更為深廣：他對五四以及五四以後的中國（包括中國的思想、文化、學術、教育界）都要再看一看，想一想。於是，我們注意到了1920年5月4日，也就是五四一週年那一天，魯迅寫給他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教時的一位學生的一封信（將這封信與前述寫於同一時刻的胡適等的文章對照起來讀，應該是格外有意思的）。在信中，他這樣寫到了自己的冷眼觀察——

比年以來，國內不靖，影響及於學界，紛擾已經一年。世之守舊者，以為此事實為亂源；而維新者則又讚揚甚至。全國學生，或被稱為禍萌，或被譽為志士；然由僕觀之，則於中國實無何種影響，僅是一時之現象而已；謂之志士固過譽，謂之亂萌，亦甚冤也。

要之，中國一切舊物，無論如何，定必崩潰；倘能採用新說，助其變遷，則改革較有秩序，其禍必不如天然崩潰之烈。而社會守舊，###又行不顧言，一盤散沙，無法粘連，將來除無可收拾外，殆無他道也。

要而言之，舊狀無以維持，殆無可疑；而其轉變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現狀，亦非新學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胡塗而已。

僕以為一無根柢學問，愛國之類，俱是空談；現在要圖，實只在熬苦求學，惜此又非今之學者所樂聞也。《書信·200504致宋崇義》，《魯迅全集》卷11，頁382、383。

這裡，魯迅對五四的低調評價，對現狀的冷峻審視，對“將來”的不敢樂觀，其實都是內含了他“非改革不可”的堅定與對中國改革的艱難、曲折的清醒認識的。他強調“根柢學問”，注重的還是中國改革的基礎工作：這在永遠是浮躁的中國思想文化界，自然是難有知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