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人們又注意到，五四以後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幾次頗為熱鬧的論爭——從“問題與主義”之爭，“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到“非宗教大同盟”的辯駁，魯迅都沒有捲入。這裡可能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這些討論背後都有一個“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的模式，某種程度上就是要人們表態，站隊：不是贊成“問題”就是贊成“主義”，不是“科學”派就是“玄學”派，二者必須其一，必須有一個鮮明的態度與立場。而魯迅，恰好他的思慮是多方面的，他的思維方式是在反覆質疑中旋進，因而他的觀念是複雜的，沒有辦法明確表示站在哪一邊。比如說科學和玄學的論戰，魯迅既很難贊同玄學派對東方文明的強調，對其內在的復古主義傾向懷有警惕，同時也很難認同科學派對科學主義的鼓吹。如第二講所說，魯迅在日本時期就對“科學崇拜”提出了自己的批判，他自然很難按當時的要求表態。在“非宗教大同盟”問題上，魯迅對周作人“主張宗教信仰自由”當然有著深刻的理解與同情，但他對問題的複雜性也許看得更為清楚：對於現實的中國來說，宗教問題的背後，確實又存在著外國勢力的干預與利用問題，這正是周作人有意無意忽略了的。因此，他既不能簡單地認同周作人的觀點，卻又不贊成周作人的批判者們的獨斷邏輯，他就只有沉默。魯迅思維的複雜化，以及由此決定的立場的相對化，決定了他在中國知識分子習慣的二元對立的論爭中，經常處於難以言說的境地。在另一方面，魯迅對中國問題的思考有著自己獨特的思路，也使他無法納入處於主流地位的知識分子的思考、論爭範圍中。即以“主義”與“問題”的論戰而言，在魯迅看來，“中國人無感染性，他國思潮，甚難移殖”，因此，“主義”的提倡與輸入完全是徒勞，對“主義”輸入的疑懼更是多餘。《書信·200504致宋崇義》，《魯迅全集》卷11，頁370。而胡適們講“問題”，強調具體的制度建設，魯迅卻看透了中國是一個“大染缸”，任何好的制度到了中國也會變質。如前面幾講一再論及的，魯迅關注的是現在中國人的生存和發展，在魯迅看來，對當下中國人來說，無論是“問題”和“主義”，還是“科學”和“玄學”，都是過於高遠的問題。也就是說，當李大釗們高談“主義”，胡適們高談“問題”的時候，魯迅始終在關注人的“靈魂”，現在中國人的“生存”困境，魯迅的“沉默”、“不介入”，實質上是反映了他的思考與處境的邊緣性的。

北京大學教授的不同選擇（10）

（四）

我們講到了五四以後的魯迅的沉默與冷眼旁觀，而胡適卻始終活躍在思想文化界的中心位置，而且他可以說是自覺而主動地追求領導的地位，而且是一種全方位的領導。他當時是寫了一批“重磅”型的文章的。除了我們已經提及的《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問題與主義》之外，還有《新思潮的意義》。這是試圖對“五四新思潮”作出自己的解釋，提出了他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綱領性的主張，實際上是他對整個新文化運動的長遠發展的一個總體的設計。他特意強調“新思潮對於舊文化的態度，在消極一方面是反對盲從，是反對調和（所以大家注意胡適並不是把傳統文化美化，他是有自己的批判態度的）；在積極一方面，是用科學的方法來做整理的功夫”，而他認為“新思潮的惟一目的”就是“再造文明”。《新思潮的意義》，《胡適文集》卷2《胡適文存》，頁558。這樣一個思路，和魯迅在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