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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五四運動以後，北大學生的政治活動依然欲罷不能，北大始終沒有平靜下來：1919年10月，北京大學學生髮動了“麵包運動”；1919年11月到12月，一直到1920年春天，北大學生連續不斷地發動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運動，###一直不斷，而且波及全國。如果翻看這個時期的報刊，就可以發現全國的各個大學###迭起。而且開始主要是對外，對上，是由愛國激情所引起，這還是蔡元培們所能理解的；但後來就慢慢把矛頭轉向內部，很多學校都發生了驅趕某個教授或某個校長的###，而且必然是有的學生要驅趕，有的學生就要維護，造成了很大的混亂。不僅是學生，老師也要鬧風潮。由於北洋政府總是欠薪，連續幾年發生索薪風潮，學校內部也為要不要罷教而爭論不休：胡適就堅持老師無論怎樣也不能罷教，因為這會影響學生的學業。

一個學校主要是由三部分人組成：校長、教授和學生。現在校方學院化、體制化的努力，與學生激進化之間經常發生衝突，處於二者之間的教授作何反應，就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

（三）

首先作出反應的是胡適。這恐怕是理所當然的，不僅因為胡適處在北大中心位置，而且他自己也自稱“我想要做學霸”。這個“學霸”不是貶義詞，意思是要影響整個學界，並進而“在人民思想上發生重大的影響”《在北大開學典禮上的講話》，《胡適文集》卷12《胡適演講集》，頁439。，把自己當成學界領袖、知識分子的代表和民眾的指導者。他既有這樣的雄心，自然會覺得在這樣混亂的時候，自己責無旁貸要出來“指導學生”。五四運動一週年的時候，他和蔣夢麟聯合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我們對學生的希望》。文章首先肯定了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的合理性和巨大作用，但同時指出：“社會若能保持一種水平線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的鼓吹和設施，制度上的評判和革新，都應該有成年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班人（學生時代的男女），應該有安心求學的權利，社會也用不著他們做學校生活之外的活動”，只有“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裡，政府太卑劣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而文章的重心卻在強調：“不要忘記，這種運動是非常的事，是變態社會里不得已的事”，是“不可長期存在的”。那麼，作為正常狀態，學生需要幹什麼呢？胡適提出了三點：第一，要過“學問的生活”，認真讀書。第二，要參加“團體的生活”，進行基本的民主訓練，比如講究民主秩序，“要容納反對黨的意見”，“人人要負責任”等等。第三，參加“社會服務”，如舉辦平民夜校，進行通俗演講等。——可以看出，胡適的引導，還是堅持了蔡元培的基本教育理念：要使北大成為學術的聖地，社會思想文化的中心，而把政治參與作為一種“暫時不得已的救急辦法”；在現實的層面，也是與校方把學生引回教室，實現北大的學院化、體制化的努力相配合的，胡適並不隱晦他的目的就是要“改變活動的方向，把‘五四’和‘六三’的精神用到學校內外有益有用的學生活動上去”。——胡適一直到晚年都堅持這個觀點：五四新文化運動發展為政治運動，是對新文化運動的一種干擾；因此，他要“撥亂反正”。但是胡適卻永遠面臨一個歷史的尷尬，因為他的理論和主張的前提——一個政治清明的，能夠充分表達民意的現代民主制度在中國始終沒有出現；相反，他一次又一次地寄以希望的政府，都偏偏是對外妥協投降，對內鎮壓人民的專制政權。從192６年北洋軍閥政府製造“三·一八”慘案，到國民黨政府1935年“一二·九”運動、1948年“一二·一”運動中殘殺學生，都使胡適陷於極端被動的境地：他要學生別管政治，但政治要管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