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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

一首諷喻詩,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既然我是個共產黨員,/就說明我是站在群眾之前;/我是旗子,是真理的化身,/是一支永不熄滅的火焰”,這本是對某些黨員以“特殊材料”自居的思想的一個嘲諷,這在當時自然要被認為是“反黨”言論;據後來編輯部的檢討說明,他們本來是準備將其作為“反面”文章處理,但匆忙間竟忘記了加上“附錄”二字,就作為“正面”文章登出來了。但就算是一個技術性差錯,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自然也就成了一個“政治錯誤”。

批判者由此得出一個結論:《紅樓》第4期的編者追求“真實地反映我校的整風運動的情況”,從編輯思想上看,是犯了一個“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的錯誤:編者“將當時學校大字報上的右派言論和批駁右派的文章兼收幷蓄,好像他們自己不是戰鬥的一員,而是站在一旁,向讀者指點說:‘你們看啦,當時雙方是這樣鬥爭的!’編輯部缺乏鮮明的立場,缺乏鮮明的戰鬥性”翟奎曾:《評〈紅樓〉》,《紅樓》第5、6期。;而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客觀主義’其實是更接近右邊的”張建:《什麼傾向——評〈遙寄東海〉》,《紅樓》“反右派鬥爭特刊”第4號。。

更為傳達著黨的意志、急劇“向左”的批判者所不能容忍的,是《紅樓》第4期編者將這期刊物命名為“整風運動特輯”。後來在批判者的壓力下,《紅樓》編輯部作了這樣的檢討:“當右派面目早已暴露無遺的時候,當同學們正和右派堅決戰鬥的時候,還把右派進攻說成是‘整風運動’,這不消說是多麼嚴重的敵我不分了。”本刊編輯部:《我們的檢討》,《紅樓》第5、6期。在這份檢討中,還特意說明了一個情況:此期刊物是6月初編輯的,當時《人民日報》的社論《這是為什麼》儘管已經發表,但反右運動並未全面展開,北大的反右運動如前所說,是6月16日黨委書記作了全校動員報告以後才開始的;因此,當時一切都還不夠明朗。但因印刷製版等原因,這期刊物到7月1日才出版,形勢已經大變了。其實這背後還包含著編輯部同人對前一段運動,以及當下運動的發展方向的一種理解。這集中反映在這一期作為頭條發表的張炯、謝冕的《遙寄東海》一文中。正如編輯部的檢討中所說:“它所佔的地位和篇幅,顯然就決定了這一期的基本傾向。”本刊編輯部:《我們的檢討》,《紅樓》第5、6期。這篇文章最引人注目,也為批判者抓住不放的,主要有兩點。一是該文在觀察、描述鳴放時期的北大運動時,始終認為儘管“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歸罪於社會制度,實際上是想否定社會主義”,但“在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意見倒是一致的”;他們因此堅持一點:“在新的歷史時期中,黨應當領導人民擴大民主。只有在民主的基礎上,黨才能永遠不脫離群眾。”

燕園的三個學生刊物(14)

這大概是很能反映這一代青年內心對民主的渴求的,即使是投身於反右運動,也不願意放棄這一基本的,也是根本的要求。因此,他們對當下的運動的理解,也是堅持“左右開弓”,也就是這一期《編者的話》裡所說,要開展“兩條路線的鬥爭”,即一面進行反右鬥爭,“反對一切反社會主義的思想言論”,一面“支援善意地助黨整風的意見和批評”,也即堅持反對“三害”:黨內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

這一期選錄的發表於5月20日的一首《回答》大概是很能反映編者的立場的:“馬列主義/是我們的靈魂,/教條主義/是我們的死敵。/我們/堅決地/清除教條主義,/我們/更堅定地/保衛馬列主義。/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愧為/真正的/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