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今天的北大是六萬萬人民的/人民憑著浴血鬥爭的經歷/選擇了共產黨代表自己，/有誰夢想篡奪領導/我們絕不允許！”（吳畏：《年輕人，我們是勞動人民的子孫》）“光榮的舵手——中國共產黨，是你帶領著我們繞過一切的暗礁走向勝利！跟著你才有幸福！跟著你才有共產主義！！向左！向左！！向左！！！讓馬列主義的大旗在風浪中漫卷！讓社會主義的號角在戰鬥中響徹雲霄！正直的共和國公民們，向左！向左！！向左！！！”（5304014、5304041：《向左進行曲》）

這“向左！向左！！向左！！！”的呼聲，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它正反映了一個時代的趨向，一股湧動於激進的年輕人中的思潮：在黨的領導下，一路“向左”。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正是“反右運動”的導向。正是在這一點上，《紅樓》第4期的編者就顯得“跟不上形勢”了。

首先，這一期刊物的編輯指導思想就是不合時宜的。如前引《編者的話》中所說，編者的著眼點是“真實地反映我校的整風情況”；這背後是一個歷史的眼光與學者立場：編者顯然意識到這一段整風鳴放在北大校史，以至中國歷史上都是一個重要的事件，因此，需要“真實地反映”其“情況”，儲存原始的資料，以流傳後代。於是，在刊登“正面”文章的同時，也將其所針對的“反面”材料“附錄”：比如，在《我們的歌》之前，“附”上了張元勳、沈澤宜的《是時候了》；在《年輕人，我們是勞動人民的子孫》後，“附”上了陳奉孝的《年青人，我們是北大的主人》，等等。編輯對這期選登的《貼在牆上的詩》的處理，處處都顯示了一種歷史感。比如大部分詩都保留了寫作或貼出的時間，這就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燕園的三個學生刊物（13）

這樣的編輯指導思想與方法也是有先例可循的：魯迅早就說過，論戰總是雙方的，如果只取“一面的文章”，“無可對比”，“就都好像無的放矢，獨個人在向著空中發瘋”，因此主張“此後該有博採種種所謂無價值的別人的文章，作為附錄的集子”。《“題未定”草（八）》，《魯迅全集》卷6，頁446。他自己編的雜文集裡就經常附錄論戰對方的文章。而且看來《紅樓》第4期這樣的編輯方針也是得到北大許多師生的理解和支援的：這一期《紅樓》的發行量高達一萬份，這是創記錄的，創刊號最初發行一千冊，後來加印也才有二千份；原因就是許多師生都是將其當作“歷史資料”，特地購來儲存，或作為反映北大整風運動情況的“可靠刊物”寄贈自己的親友。本刊編輯部：《我們的檢討》，載《紅樓》第5、6期。但從批判者的眼光看，這就是擴散了右派的影響，“客觀上”幫了右派的忙。

而且儘管編者主觀上也想區分“香花”與“毒草”，就有了前述“正面”文章與“反面”文章的不同處理；但當時反右運動剛剛開始，什麼是“香花”、“毒草”，也並不容易區分，這一期《紅樓》就將後來被劃作右派的江文的《新“樂府”詩選》作為“正面”文章刊登出來，也許因為是諷喻詩，又是古體新用，藝術上頗有特色，編輯格外看重，還特地加上了花邊，這就更闖了大禍：因為就在6月14日《人民日報》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發表了姚文元的《錄以備考——讀報偶感》；該文以《文匯報》與《解放日報》對毛澤東在5月25日接見共青團代表的講話的不同編排處理為例，強調報紙的“編排也有政治性”。並同時發表了毛澤東起草的按語，進一步提出“報紙又總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並以此斷定《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這樣，《紅樓》第4期對“右派分子”江文的新樂府詩的編排處理，要受到猛烈的批判，就更是必然的了。

同時受到尖銳批判的還有一首題為《一個“黨員”的自我禮讚》的詩及其編排處理。這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