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死敵。/我們/堅決地/清除教條主義，/我們/更堅定地/保衛馬列主義。/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愧為/真正的/五四父兄的/子弟。”作為這樣的基本思想與立場的體現，這一期除發表了許多可稱為“反右檄文”的雜文、短論及詩歌、小說以外，還以相當的篇幅刊登了《儒林內史》、《新拍案驚奇》這類“反三害”的文學作品，而作為“貼在牆頭上的詩”專欄首篇的《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更是高喊：“思想自由之花在五月的陽光下繽紛/真理的聲音像春雷滾過初夏的長空：‘剿滅三害，助黨整風！’”

這樣的聲音出現在反右運動中，自然要被認為是一種干擾，甚至是繼續放毒。那個時代的邏輯是：黨既然已經發出了“反右”的號令，一切都應該統一到黨的這一意志上，而決不允許有另外的理解與行動。結局只能是這樣：《紅樓》編輯部最後作出檢討，承認自己“迷失了方向，表現了立場的動搖”本刊編輯部：《我們的檢討》，《紅樓》第5、6期。，並在組織上進行了改組：先是將編委中的右派張元勳、李任等開除見《本刊編輯部開除張元勳、李任》，《紅樓》“反右派鬥爭特刊”第2號。，以後又徹底換班，另組編輯部。

也許更為重要的是，作為校園裡的學生刊物，由此開始的編輯指導思想、方針與組織原則上的根本變化。

在《紅樓》編輯部的檢討中，在追查“犯錯誤”的原因時，談到了兩點。首先是在“編輯方針”上，《紅樓》把自己定位為一個“習作園地”，“以發表作品為滿足”，這就完全“忽略了文藝作為階級鬥爭的銳利武器，作為共產主義事業的一部分，作為黨的事業的一部分，它必須服務於政治，服務於社會鬥爭”，“忽視了文學的目的性，忽視了文學的黨性原則，實際上是削弱共產主義思想對文藝的武裝，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文藝思想、文藝路線的反映”。

其次，在組織原則上，《紅樓》在《發刊詞》中，“把黨和學校行政、廣大群眾提在一起，只看作是支援和關懷的關係”，“沒有堅決地依靠黨的領導”，這是“犯錯誤的根本原因”。本刊編輯部：《我們的檢討》，《紅樓》第5、6期。

於是，就有了改組以後的《紅樓》的新的宣言：1958年第1期，為“紀念《紅樓》創刊一週年”，《紅樓》編輯部發表了題為《更高地舉起社會主義的紅旗》的文章，明白宣告：“我們公開承認，《紅樓》是黨的宣傳工具，是黨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青年的武器之一。它應當為政治服務，為黨的事業服務，而不能脫離當前的###。”這也正是反右運動的目的：它要從政治、思想、組織上確立黨的絕對領導，而且是毫無例外的，即使是校園內的學生刊物也要置於黨的絕對控制之下。這就是當時及以後一再強調的黨性原則。

（五）　《浪淘沙》：堅持黨的立場、觀點與方法

儘管《紅樓》竭盡全力地“改正錯誤”，連續編輯了“反右派鬥爭特刊”，“作為對同學的期望的答覆”，但畢竟元氣大喪，在同學中的影響逐漸減小。在反右運動中，異軍突起的是《浪淘沙》。前述《紅樓》第4期的重頭文章張炯、謝冕的《遙寄東海》裡寫於6月20日的信中首次談到《浪淘沙》於“昨天下午出版”，並介紹說“這是由《儒林內史》編輯部和求實書會（《清華園奇觀》和《新拍案驚奇》的作者們）合辦的同人刊物”。反右運動中有人寫文章指明《儒林內史》是由中文系研究生二班的“全體黨團員”編寫的。見譚令仰：《〈儒林內史〉是毒草》，載《紅樓》第5、6期。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燕園的三個學生刊物（15）

《浪淘沙》第1期還是一個油印刊物，在編者《後記》裡這樣表明自己的立場：“除了淘洗三害的沙之外，我們還要‘淘’離開社會主義的泛起的那些沉沙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