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以詞翰書法著名當世，故譽為“壓倒三江王爾烈”，是清代遼東第一人。嘉慶元年，參加千叟宴，蒙賜御製詩、並集古三星圖、如意鳩杖等。嘉慶四年，以大理寺少卿致仕，掌瀋陽書院，六年卒。

另據《大清中樞備覽》（第一冊，丙辰冬季奎文閣梓）“乾隆四十七年任掌陝西道事，監察御史加四級。”這可能就是他“歷官御史”的根據。他一生所著詩文多散夥，志中所載藝文，或得之碑誌，或搜諸遺稿，度不過十之一耳。《遼陽縣誌》卷三十二《序記志》收序、碑記六篇，卷三十七《詩賦志》收詩十九首。

程偉元“書法效二王”，與王爾烈同。他們在北京相識，所以嘉慶五年赴盛京後，即到瀋陽書院任教，這恐怕是與王爾烈有密切關係的。在遼東，王爾烈被尊為“高賢”，而程偉元又被晉昌譽之為“東山冷士”，二人之交誼可謂“傲骨凌霜伴高賢”了！

1983年7月30日

慚愧天涯作客人（1）

慚愧天涯作客人

——程偉元在瀋陽的傳說

程偉元因為蒐集、整理和主持刊印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一書，而名垂紅學史冊，深為紅學史研究者所重視。近幾年來，隨著程偉元生平交遊資料的陸續發現，有關他的民間傳說也引起了民俗學研究者的注意。1982年創刊的《滿族文學研究》第一期上所發表的一篇研究子弟書的文章中，記述的幾則民間傳說，就很值得重視和研究。

（1）“嘉慶十八年（1813）瀋陽名士繆公恩等組成‘芝蘭詩社’。這個詩社是當時盛京將軍晉昌所讚許的，並得到當時住在瀋陽的裕瑞、程偉元的支援。”

（2）“1813年後，他（指裕瑞）與晉昌、程偉元同住瀋陽，因而繆東麟說他曾參加‘芝蘭詩社’活動，是可信的。他是否寫有子弟書作品存世，不可考；即使寫過，根據他當時的身份與處境也是無法具名的。”

（3）程偉元“作為晉呂的幕僚，曾兩次隨其來沈，是‘芝蘭詩社’的支持者與參加者。1817年左右在瀋陽興辦了‘程記書坊’，刻印了許多子弟書。據說他曾有後人留在瀋陽。他不只能文而且能詩善畫，以指畫著稱。”

（4）“嘉慶末年，在晉昌支援下，由程偉元等出面，在小南門裡辦起了‘程記書坊’，稍後，繆公恩與友人合資辦了會文山房（瀋陽鼓樓南火街路西），曾出版過少量子弟書段，但不久即遭禁止。”

關於以上所引四則民間傳說，作者在文章中作了如下說明：

關於晉昌、裕瑞、程偉元以及程與“程記書坊”之關係，筆者最早是聽文俊閣老先生以及瀋陽名士、原育人書屋老闆袁希純講的。當時缺少旁證材料，未肯定，後查有關史料，方知程偉元確於1800年至1803年、1814年至1817年以及1822年以後隨晉昌作為幕僚住瀋陽，其次裕瑞1813年革輔國公後亦一直移居瀋陽，可見他們提供的材料是可信的。

在該文註文④中，作者又說：

這裡所說的《悲秋》是另一個，也可能就是得碩亭所著的《草珠一串》中提到的《悲秋》。關於它的作者，其說不一。文俊閣聽繆東麟講為繆公恩所作（繆公恩為繆東麟之曾祖），袁希純、馬二琴則聽說是程偉元所著。暫從繆東麟說。但子弟書之創作，同一題材，各寫一篇、幾人同寫一篇或後人改前人之作，都屢見不鮮，因而也不能排除《悲秋》與程偉元有關的情況。存疑，待考。

在談到“芝蘭詩社”的注⑤中，作者又說：

有關“芝蘭詩社”之史料頗少，僅據文俊閣（繆東麟之甥，生於1875年，他本人曾見過韓小窗等）、衰希純（其祖母裕瑞之幼孫女）、老刻工關永綏（其父為會文山房之名刻工）、馬二琴（名中醫，偽滿時曾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