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但美國經濟硬著陸的風險正在一天天地消退。

在德龍看來，與中國有關的兩種情形構成了未來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潛在危機。一種情況是，中國因人民幣升值過慢而導致國內全面通脹。這種情形的結果是，中國將可能陷入滯脹或嚴重的通貨膨脹，危及全球經濟。有趣的是，在另一種情況下，全球經濟可能會因為中國宏觀調控的成功而變得更糟。中國在保持幣值穩定的同時也將有效控制住國內的通貨膨脹。在這種情況下，現有的國際收支不平衡將被加劇，美元對人民幣和其他亞洲貨幣的匯率可能會迅速崩潰。

哪一種情況更接近現實呢？迄今為止，中國國內的流動性過剩主要影響了資產部門，而一般物價水平基本保持平穩。一方面，中國製造業部門巨大的供給能力是避免出現惡性通貨膨脹的屏障。另一方面，通貨膨脹是一個貨幣現象。中國過去出現的高速通貨膨脹都是基礎貨幣突然高速擴張時出現的，而眼下這一點尚未發生。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經歷了1985—1989年和1993—1995年兩個通脹時期，其間都出現過二位數的通貨膨脹率，與此相聯的是貨幣供應的大幅擴張。1989年前後，M0的增幅曾超過45％，而1993年左右，M0、M1、M2的增幅都接近40％。現階段，中國的貨幣供給增速明顯低於上述兩個時期。只要貨幣供應不失控，惡性通脹全面化發生的可能性就很小。

另外，國際經驗表明，發生高速通脹的國家通常是財政上出現了問題。在這一方面，中國仍沒有風險。隨著經濟的發展，財政收入快速擴張。財政向央行不負責任地透支並導致惡性通脹應該不會發生。

這意味著，如果中國維持幣值基本穩定，當前的經濟增長模式可能還會持續下去。也就是說，德龍設想的第二種情形出現的可能性更大。

既然中國能在幣值穩定的情況下維持現有的高增長，同時通貨膨脹也不會過度惡化，那有什麼理由讓中國做出改變呢？事實上，把美元幣值和美國經濟失衡的問題總是歸到其他主要經濟體上，就有失公允。匯率作為貨幣兌換率反映的是國內的經濟基本面。長期以來，美國每年依靠超過8000億美元左右的資本流入維持著經常出現的賬戶赤字和財政赤字。美國的雙赤字是國內消費儲蓄缺口以及社會保障等制度結構造成的結果。解鈴還須繫鈴人，要想調整美國經濟的失衡需要其自身做出結構調整。並且，按照匯率理論，美元應該加速貶值，以便恢復經濟平衡，就像西方國家依據這個邏輯讓人民幣升值一樣。美元沒有做出充分調整，也就沒有理由要求人民幣立即調整。實際上，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美國，都需要時間解決國內的結構性問題。

那麼，誰是全球經濟麻煩的製造者？是中國還是美國？由於中國和美國的情況正好相對，說一方製造了麻煩，那另一方一定也是。從內外均衡角度來說，長期順差和逆差都是不合理的，都需要做出調整。可是，有什麼理由把所有問題都歸到順差的一方呢？實際上，如果美國經濟和美元定位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國際主要經濟體之間的失衡就不可能徹底消除。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單方面宣佈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迫使日本和西歐發達國家提高對美元的匯率。這就是匯率史上有名的“尼克松衝擊”。1985年，經美國牽頭，西方七國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透過“廣場協議”，要求日元等貨幣升值。這些事件看上去像是，誰發展得快，誰就應該承擔全球失衡的責任。然而結果是，所有這些努力都沒有改變美國的貿易逆差。

把中國（具體而言，指人民幣匯率）當作全球麻煩的製造者，實際上是在說應把人民幣當作一個政治問題。既然如此，中國就應從自身的現實自主考量人民幣的未來。

話說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