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問題不應服從國際壓力並不等於人民幣就不應該升值。從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來看，維持人民幣基本穩定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的需要。問題是，這樣做可能仍是在支援低效率的增長模式。中國出口競爭力固然得益於廉價勞動力，但同時也得益於廉價的環境和資源成本。人民幣升值可以限制投資和出口驅動的經濟對環境的透支。同時，延緩升值會將社會財富進一步引向資產部門，資產部門高漲在加大經濟風險的同時，也對收入分配造成巨大壓力。

曼昆在他暢銷的《經濟學原理》中有一句企業家說的話：　如果行業龍頭老大註定是最大的汙染製造者的話，我欣然接受這一稱謂。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之一，把中國稱為麻煩製造者，或許是其影響力增加的一個副產品。事實上，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美國不也扮演著這樣的雙重角色嗎？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1）

戶籍管理制度所造成的問題一直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甚至成為公眾情緒的發洩物件。近年來，戶籍改革在實踐上也得到了部分地方政府實實在在的支援。最近的情況表明，這種支援和改革大有成為全國普遍行動之勢，要求在全國範圍內透過立法取消現存城鄉二元戶籍制的呼聲不絕於耳。這表明，現代社會對弱勢群體的關注越來越多，“三農”問題終於有望走上治本之路。

然而，理由充分的訴求不能代替我們的理性思考。我們雖然找到了正確的出發點和目標，但過程和手段同樣十分重要。有跡象表明，對於戶籍管理制度的普遍取消所帶來的巨大沖擊，不少人可能還沒有充分地意識到。正如“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筆者擔心，如果透過立法將現存戶籍制度“一刀切”取消，會使問題更為棘手，很可能會造成難以預料的破壞性結果，而這是大家所不願看到的。

幾年前，北京一位知名教授上書全國人大，認為1958年開始實施的《戶口條例》不僅違背了憲法關於保障公民遷徙自由的基本憲義，而且其第三條、第四條、第十條、第十三條等也涉嫌違背現行《憲法》的其他若干具體規定，導致農民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受到種種歧視和不公平對待，阻礙了農村城鎮化的程序。

在這樣的背景下，現存的戶籍管理制度幾乎成了過街之鼠，人人叫廢。法理上，歧視性的戶籍管理政策的確於理不通，於法無依，把它看作是各種“荒唐政策”的“罪魁禍首”也不為過。然而，戶籍改革並不只是一個理順法制關係、廢舊立新的問題。從經濟學的角度，限制人口流動的戶籍制度在一定條件下仍有其存在的意義，還不能透過立法途徑立即廢止，而那些試圖透過立法一步到位地改革戶籍制度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徵意義。

要想對一個事物有本質的認識，從源頭入手常常是一個正確的角度。根據轉型經濟學的相關理論，戶籍制度的確立是人為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需要，而戶籍制度的維持則是中國轉型道路的重要特徵。其複雜的歷史背景表明戶籍改革決不僅僅是個法律問題。

新中國成立後，新中國確立並推行了一條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然而要在薄弱的基礎上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必然面臨資金原始積累和糧食原料來源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只能依靠農業部門。實踐中我們採取了一種較為“含蓄”（和前蘇相比）的做法：　即透過工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來汲取農業剩餘價值。與此同時，由於重工業吸收勞動力的能力較弱，為了限制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保證城市居民充分就業以及避免其他福利外溢，戶籍制度應運而生。1958年政府頒佈了《戶口條例》，以法律形式嚴格控制農村人口流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