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個上午，均未找到郭嵐和吳衛兵。郭庭長的辦公室一直沒有開門，敲也沒有反應。後來我向郭嵐的辦公室打了一個電話，郭卻竟在在辦公室裡面，她仍是說我的案件現還沒有辦。

元月十五日上午，我來到法院，這一次又是法官全體唱歌，不辦理案子。

下午找到了吳衛兵，他說他已經被調到經濟一庭去了，正在交接，現在已經不再管這件案子了。

我找到郭嵐，郭說是否再審還沒有定，案件現要另外交人來辦。我見如此，只得消極等待。這樣一等，便等得過了春節。

二月十二日上午，我跟郭嵐打了個電話，郭說案件已經剛交到一位姓齊的法官手上。

我便又跟學校的老師打了個電話，瞭解到江西拖拉機制造廠的牌子已經摘掉，換上了南昌市江鈴拖拉機有限公司的牌子。我的情緒又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在二月十五日這天上午，我到東湖區法院，找到了剛調來該庭才幾天的齊進斌法官。他對我說：“現在院裡已經準備再審開庭，你準備好證據，主要是學校拒絕你上班的證人。”

這位舉足輕重的證人，我應該找誰呢？一般老師來法院作證，需要勇氣，而且會有受到報復的危險。這時，我想到了學校書記鄧順茹。

我清楚的記得，在一九九五年一月，我在學校將近二十天，忍辱負重地要求上班，被夏振川一再推諉拒絕，最後夏還請了鄧順茹來作證，保證到廠組織部能夠把我的編制掛到市人才交流中心去，鄧也當場作了表示，現在應該是她履行諾言的時候。

我把需要鄧順茹證明的內容，經過仔細考慮，這樣寫道：

本人起訴的江拖勞動爭議案，現正在東湖區人民法院審理，有關在一九九五年元月，經過我在廠組織部的一再要求，劉煥宇部長同意了我回校上班，我立即到校報到，經過多天的接洽，校長夏振川說無法安排，並請鄧書記作證，他負責到廠組織部交涉，讓我把編制掛出到人才中心，當時鄧書記也在場答應作證。我隔天到校沒有找到夏，但留下了電話號碼給鄧書記。

這一情況法院要求予以證實，希望鄧書記能履行當時的諾言，站在公正的立場上，把這一情況予以證實。

我帶好材料，來到已經劃歸市教委管轄、改名為南昌市育英學校的原江拖子弟學校。

學校的舊教學大樓已經拆除，建了一棟新的教學大樓。書記仍然由鄧順茹擔任，夏振川退休時學校還沒有劃出，人事關係仍然在江拖，他的校長職務，憑著其能耐早早安給了其小舅子擔任。

鄧書記看了我寫的內容，進退兩難，吱吱唔唔，在口頭上一會兒答應作證，說是有這個印象，不要說是一個領導，就是一般的公民也有這個義務；一會兒又想推脫，說當時好像已經開了學，安排不了，現在要作這個證，她還要去找夏振川商量一下，夏退休後，到外面搞投資辦學去了。

最後，鄧答應會在幾天內回我的話。

我心想，當時是一月份，開什麼學？現在要她作證，她還要去找夏振川商量，夏振川怎麼可能會讓她作這個證？她無非還是不大願意作證。

這時我也不願跟她多說，只要她能夠到庭，到那時也不怕她不說真話，在事實面前總沒有那麼容易矇混得過去。

我在其辦公桌的檯曆上，留下了我的傳呼機號碼，說這兩天等她的訊息。

二月十六日，齊法官說法院已經確認開庭，要我再交2040元錢的訴訟費。

我的心很沉重，記得國家法律有規定，這種由於法院在適用法律上造成的錯誤，按審判監督程式再審時不需要再交費。可是，齊法官硬說凡是個人要求再審的案件都要再交費。並且讓我留下了筆錄，著重註明如果七天之內不把錢交來，將被視為放棄再審，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