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係數提供資料，而是為經濟學家的分析提供直覺素材，他還堅信，資料資訊如果落到一個沒有經過哲學訓練的人手中，將變成危險而誤導的玩具。　。　想看書來

博學的天才（3）

凱恩斯是20世紀經濟學最偉大的推廣者。（也有人認為應該讓米爾頓·弗裡德曼與凱恩斯平分秋色。）在今天的著名經濟學家中，只有保羅·克魯格曼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認真地致力於向大眾推廣經濟學思想。凱恩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所獲得的成功和他的個人風格是密切相關的，就像今天主流經濟學的失敗（請允許我這樣說）也是和它的風格密切相關。凱恩斯有著什麼樣的獨門秘籍？他生命中有很多時間是和文人墨客為伍，他飽讀弗吉尼亞·伍爾夫、裡頓·斯特拉奇的書和福斯特的著作，裡頓·斯特拉奇的諷刺風格理所當然地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他博覽各種哲學書籍，很多意象的運用都來自宗教文化。他清晰、簡潔、用詞準確到位的行文風格，以及他用平實的語言傳遞深邃的思想的非凡能力，是他頭腦中智慧的內在爆發，他對英倫語言的精湛把握得爐火純青，更重要的是他總是滿腔熱情地用人們能夠明白的語言、用人們自己平日交流的語言、用能夠反映人們當時經歷的語言，將他的思想傳達給讀者。在公共語言的歷史中，凱恩斯和公眾的互動是最接近亞里士多德的《修辭三段論》概念，特別適合論述“不斷處於變化的事物”，然後從聽眾和觀眾的社會知識庫中建立前提。

凱恩斯善於歸納的習慣和他對重大特殊事件靈敏的感悟力似乎不太合拍，這也正體現出他“抽象、具象思維俱佳”的超強能力，使他的經濟學既令人矚目又撲朔迷離。與他同時代的庫爾特·辛格曾這樣回憶：“從手勢、眼睛和語言看……他像一隻鳥，非常輕盈靈巧，在高空中反覆盤旋畫出一道道弧線，有時卻突然從天而降，一下子準確地捕捉到某一事實和想法。”他的經濟學同行經常痛斥他把抽象事物和具體事物混作一團，約瑟夫·熊彼特批駁他：“披著一般科學真理的外衣，提供的一些建議只適用於特殊歷史時期的緊要關頭。”在熊彼特看來，凱恩斯構建的是“他頭腦中自己設想的特殊情況，然而在解釋時卻狡猾地把它們推廣到了普遍情況。”　他的劍橋同事丹尼斯·羅伯森把他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稱為“深陷衰退的理論”，庫爾特·辛格也不敢斷定“《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事實上不是專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段極為特殊的時期，即政治急劇變遷、社會心態隨之產生動盪，凱恩斯事實上也並不只針對並不可能發生的現象”。6

凱恩斯對這些批評做了有效的反駁，他說由古典經濟學建構的世界恰恰並不是我們身處的現實世界，關於“正常”和“非正常”的辯論，關於某個時代是否需要特殊要求的爭執，仍然是經濟學理論爭論的焦點，它使經濟學喪失了為政策制定者提供服務的能力。

在我為凱恩斯撰寫的傳記中，我把他描繪成一個“與眾不同的經濟學家”，我想再進一步展開一下。深入他的內心世界，他根本就不是一個經濟學家。當然，他可以“研究”經濟學，不遺餘力地貢獻他的智慧。他戴上經濟學家的面具是為了贏得威信，就像他穿上禮服戴上禮帽出入這個城市的正式場合一樣。他並不相信經濟學家們所信奉的一套思想體系，這套體系現在依然存在；他並不對既定的世俗觀念盲目地頂禮膜拜，他是一個自己學著如何遊戲的異教徒。如果生活在歷史的更早期，他可能會被迫放棄他的信仰，或被活活燒死。他所處的特殊歷史時期和當時的社會自由使他能敢於追求自己的信仰，只有一個內心充滿自信和睿智，對祖國和人類充滿激情關懷的人才會立志改寫西方的學術傳統，這就是凱恩斯矢志不渝要完成的事業，我們不得不驚歎他用努力換取的最後成就。他讓他同時代的人徹底著了迷，在他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