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正是魯迅一貫的觀點：知識分子必須有一種自我限制，弄清楚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不要輕易“越界”。在魯迅看來，文人學者不過是“能說話”，“能弄筆”而已，像胡適們那樣，想做“導師”，乃至“國師”，對青年以至國家起“指導”作用，那就真是缺乏“自知”之明瞭。

這裡，也包含著魯迅的自我審視與痛切體驗：他在很多文章中都反覆談到，“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政治上的事，我其實不很瞭然”，“如果盲人瞎馬，引入危途，我就該得謀殺許多人命的罪孽”；《北京通訊》，《魯迅全集》卷3，頁54；《可慘與可笑》，《魯迅全集》卷3，頁286。“我覺得我若專講宇宙人生的大話，專刺舊社會給新青年看，希圖在若干人們中儲存那由誤解而來的‘信仰’，倒是‘欺讀者’，而於我是苦痛的”。《咬嚼之餘》，《魯迅全集》卷7，頁62。——這樣一種唯恐“謀殺”年青人的“生命”，唯恐“欺（騙）讀者”的“罪孽”感與“痛苦”，是典型的魯迅心理，卻積澱著極其深刻的中國歷史的慘痛經驗。因此，魯迅說“或者還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較為可靠罷”《導師》，《魯迅全集》卷3，頁59。，是內含著一種歷史責任感的。

因此，他對胡適這樣的自以為“可靠”，自命為“導師”、“領袖”、“先覺者”的文人學者，就提出了極為尖銳的質問：你們真的就這麼“可靠”嗎？在一篇題為《碎話》的文章裡，魯迅以胡適為例，指出，當年你們高談“幹，幹，幹”的“名言”，高喊“炸彈，炸彈！”的口號（見胡適《四烈士冢上的沒字碑歌》）；如果真有青年聽了你們的話，“傻子”般地去買了手槍，你們卻又改變了觀點，號召青年“救國先必求學”，“進研究室”去了；但一旦“傻子”似的青年又真的按照你們的教導，先鑽進研究室，待發現了“一顆新彗星”（這也是胡適的話：“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恆星，都是一大功績”）以後，又準備“跳出來救國”時，恐怕你們這些“先覺者”又“杳如黃鶴”，不知跑到哪裡去了。魯迅說，“如果只有自己，那是都可以的：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也好，今日這麼說明日那麼說也好”，但如果“以‘領袖’‘正人君子’自居”，要去指導年青一代，那就“難免有多少老實人遭殃”，成為一種欺騙了。魯迅尖銳地指出，如果進而鼓吹文人學者本來就有變來變去的“特權”，“庸人”、“常人”即普通老百姓則有“給天才做一點犧牲”的“義務”，這不過是“天才，或者是天才的奴才的崇論宏議”。《碎話》，《魯迅全集》卷3，頁171、170。

魯迅質疑的另一方面，是胡適們與權力者的關係。

當胡適從批評國民黨政府違反人權轉而鼓吹“任何一個政府都應當有保護自己而鎮壓那些危害自己的運動的權利”（詳見前文分析）時，在瞿秋白執筆、用魯迅的筆名發表的《王道詩話》裡，當即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正是“人權拋卻說王權”。《王道詩話》，《魯迅全集》卷5，頁51。

當蔣介石召見胡適等，“對大局有所垂詢”，胡適也寫文章鼓吹“專家政治”，希望國民黨政府“充分請教專家”（詳見前文分析）時，魯迅又撰文指出，這不過是皇帝“做倒黴的時候”，“病篤亂投醫”，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文人學士這一邊，卻想以“犧牲掉政治的意見”作為代價來參政，這又將是怎樣的“政府”呢？《知難行難》，《魯迅全集》卷4，頁347、348。

北京大學教授的不同選擇（22）

魯迅早就打過這樣一個比方：“耶穌說，見車要翻了，扶他一下。Nietzsche說，見車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贊成耶穌的話；但以為倘若不願你扶，便不必硬扶，聽他罷了。”《渡河與引路》，《魯迅全集》卷7，頁38。對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