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了不定期的茶話會，經常在一起議論政治。但很快王寵惠內閣就因一事無成而倒臺，羅文幹本人還被誣陷而入獄。據胡適說，湯爾和在王內閣下臺以後，曾對他說：“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大家到了政府裡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說的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了罷。”《這一週·63解嘲》，《胡適文集》卷3《胡適文存》2集，頁465。不僅是政治（政治家）與學術（學者）有著完全不同的思維與行為邏輯，更重要的是，大權掌握在軍閥手裡，這些被視為“好人”的學者參政，事實上是不可能起任何作用的，相反，卻會有被利用的可能。胡適對此似乎有所警覺，他轉而贊同蔡元培的“不合作主義”，特別是他對“有奶便是娘”的“助紂為虐”的“胥吏式機械式的學者”的批判，支援他“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幫忙的決心”的號召。《這一週·55》，《胡適文集》卷3《胡適文存》2集，頁455。胡適顯然看到了在專制體制下知識分子的參政有成為獨裁政治“幫忙”的危險，因而對擬想的位置作了一個調整：議政而不參政。其實他在此之前所寫的《政論家與政黨》裡，就已經提出了作“‘超然’的，獨立的”，“身在政黨之外”，卻透過“造輿論”，發揮“調解，評判與監督”作用的“政論家”的設想。《政論家與政黨》，《胡適文集》卷11《胡適時論集》，頁70、71。現在，胡適更是斷然將《努力》停刊，宣佈“為盜賊上條陳也不是我們愛乾的事情”，“我們今後的事業”在於“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絕的努力，在思想文藝上給中國政治建築一個可靠的基礎”。《與一涵等四位的信》，《胡適文集》卷3《胡適文存》2集，頁397、398。但胡適事實上並沒有放棄議政以至參政的努力。1930年代，他先是創辦《現代評論》，以政論家的身份從事輿論的監督，但同時又幾度試圖與國民黨政府及其領袖對話，以後就始終與國民黨政府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可以看出，直接進入政治權力中心，以發揮對國家的“指導”作用，這一“專家政治”的理想，對於胡適，有著永遠的誘惑；但他又時時小心地要維護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獨立性，這構成了胡適的選擇的基本矛盾。他因此多次躍躍欲試地準備參政（入閣、組閣），但到關鍵時刻，又總是抽身而出，最後還是保持了自己的相對獨立性。這樣，在現代中國的政治結構中，胡適最終扮演的角色，或者說他的最後定位，是充當國家的“諍臣”與掌權者的“諍友”。在1935年所寫的《為學生運動進一言》中，胡適明確地提出，“我們這個國家今日所缺少的，不是順民，而是有力量的諍臣義士”。見《胡適文集》卷11《胡適時論集》，頁660。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北京大學教授的不同選擇（21）

而魯迅卻作出了另外一種選擇，並且對胡適的選擇提出了自己的質疑。

魯迅首先質疑的，是他的精英意識，“導師”情結。在一篇題為《導師》的文章裡，魯迅這樣說道——

要前進的青年們大抵想尋求一個導師。然而我敢說，他們將永遠尋不到。尋不到倒是運氣；自知的謝不敏，自許的果真識路麼？凡自以為識路者，總過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態可掬了，圓穩而已，自己卻誤以為識路。假如真識路，自己就早進向他的目標，何至於還在做導師。……

但是我並非敢將這些人一切抹殺；和他們隨便談談，是可以的。說話的也不過能說話，弄筆的也不過能弄筆；別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則是自己錯。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時，別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導師》，《魯迅全集》卷3，頁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