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腐敗到了不能自拔地步的政府（例如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魯迅作為一個遠離權力中心的民間批判者，他的態度是聽其自行垮掉，不必硬扶；而作為接近權力中心的“諍臣”、“諍友”，胡適的態度則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必須維護既成的政府的權威，政府有弊病可以批評，但無論怎樣也要扶起來。這大概就是他們之間的區別吧。

這背後有著他們對於知識分子與權力、有權力者的關係的不同理解與追求。1922年胡適寫有《我的歧路》，1927年魯迅又寫有《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將這兩篇文章對照著看，應該是很有意思的。胡適說他的歧路在“談政治”還是“談思想文學”這樣一個選擇上的困惑，這涉及胡適（以及知識分子）自我定位的問題：是把自己的作用限於思想文藝的範圍，還是要擴大到政治的領域。在胡適看來，“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生影響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劃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懶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因此他是更“注意政治”的；但他又說他的“精神不能貫注在政治上”，因為“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更重要的是，胡適認為，他的思想文藝活動與政治活動是統一的：都是在“實行我的實驗主義”。《我的歧路》，《胡適文集》卷3《胡適文存》2集，頁363—366。也就是說，在胡適這裡，看重與強調的是政治與思想文藝的統一性。而魯迅則注重政治與文藝本身的“歧途”：在他看來，“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於現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維繫現狀使它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化使它漸漸分離；文藝雖使社會分裂，但是社會這樣才進步起來”。《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魯迅全集》卷7，頁115、116。在寫於同一時期的《關於知識階級》裡，魯迅更明確地指出，“知識和強有力是衝突的，不能並立的；強有力不許人民有自由思想，因為這能使能力分散”，“各個人思想發達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統一，於是命令不行，團體的力量減小，而漸趨滅亡”。《關於知識階級》，《魯迅全集》卷8，頁225。這其實是無意中說出了胡適的內在矛盾的：他的思想文藝觀是強調自由的，而他的政治觀，如前所說，是強調“強有力”的，而要“強有力”就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個人自由。這裡存在著強調“分離”與“自由”的思想的邏輯，與強調“統一”與“強有力”的政治權力的邏輯之間的根本區別。在魯迅看來，這二者是不能兼得的，而他認為，真的知識分子必須堅持思想文化上的“革命”的批判的立場，一旦“頌揚有權力者”就不再是知識分子。他自己就是自覺地選擇了永遠“不安於現狀”，因而具有永遠的批判精神的獨立、自由的知識分子的立場，因此自覺地將自己放逐於權力體制之外，並且準備承受被掌握權力的政治家視為“眼中釘”，因而不斷被排擠、迫害，以至逃亡的命運。《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魯迅全集》卷7，頁120。胡適則企圖兼有二者，在現代中國的專制體制下，既渴望政治權力又追求思想自由，從而使自己陷入了矛盾與尷尬之中。

最後，回到本講的題目上來：五四之後，胡適與魯迅終於作出了不同的選擇，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這本身即意味著發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北京大學教授的分化。

於是，研究者注意到了1925年胡適與魯迅的不同走向——

2月1日，胡適參加段祺瑞政府組織的“善後會議”。

2月13日，北京各界國民會議促成會來函，請胡適任國民會議組織法研究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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