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整個晚上，我都在酒店的床上輾轉反側，聽窗外夜行汽車的轟鳴聲。

第二天上午，我們去了江灣，那裡已經被婺源當成了吸引外地遊客的“金名片”；我們還去了曉起，一個被高度商業化了的古村落；還去了李坑，號稱“小橋流水人家”，但我們看到的真正的小橋只有一座，其他的都是預製板搭成的。水是漂浮著菜葉和雞毛的水溝。民居都很簡陋，跟台州的仙居差得很遠。我們還看到了一場祭祖儀式，要命，那是一場拙劣的假模假式的表演。本來，我們還想去彩虹橋的，但是最後我們遺憾但果斷地中止了婺源的旅程。

這是一個教訓，到婺源，最好不要去被過度開發的景區：古老的記憶，被附會了太多本沒有的東西。美好的事物，揹負了太多的現實功能。田園牧歌式的鄉村被改寫成了現代商業的傳奇。就像我們的家鄉那樣。

我的朋友，給你寫這封信，或許是想說明，有時——這種時刻雖然稀少——想獲得內心的安寧是多麼容易。雖然我們依賴外界的事物，但是內心是幸福的唯一源泉。所有的東西都在流逝，就像十年前的台州，一切終將逝去，但又會在我們的內心甦醒。

2004年5月11日

【舟山群島旅行記】

1997年12月3日

到遙遠的、孤獨的海島去，和漁民一起出海，過一陣海上生活，這是萌發已久的念頭。今天，我把它付諸行動。

早上八點出門去乘坐杭甬高速公路的客車，中午轉道寧波，晚上五點多到達舟山群島的定海。天下起了雨。好友金旭光在中級法院門口等我。他在雨中張望著，一邊把手臂舉過額頭，輕輕地用衣袖擦拭眼鏡片上的水珠。雨滴穿過夜晚的燈光，打在他那瘦弱的身體上。我們攔了一輛藍色的計程車，前往大海飯店。

“天氣一直不好。”旭光說，“雨下個不停。”

“會不會影響出海？”我問。要是出不了海，那就糟了。

“你慢慢等吧，天氣總會好起來的。”旭光說。

我告訴他我只有半個月的時間，半個月後，我必須趕回杭州的單位上班。

大海飯店很簡陋，像個政府招侍所，但大堂非常潔淨，大理石地面剛剛擦洗過。總檯服務員是一位二十歲出頭的小姐，眉毛濃豔但是目光黯淡。她瞟了我一眼，然後打了個呵欠。她要驗看我的身份證——像個女看守。

我開啟行李——一隻皮箱和一隻揹包，裡面塞滿了衣服——尋找身份證。我記得它夾在那本紅封皮的通訊錄裡。我把皮箱和揹包裡裡外外翻了好幾遍，但是找不到那本通訊錄。

“我有工作證，上面有我的身份證號碼。”我說。

“公安局規定只能用身份證登記。”總檯小姐說。

“能否先讓我住下來？我會找到身份證的。”我說。

“不行。”小姐說完，把目光移往別處，不再看我們。她慵懶地坐下，很快打起了瞌睡，看得出，這是假裝的，目的是想用這種方法把我們打發走。

二樓是飯店的辦公區域。經驗告訴我，值班經理一般都能幫助客人解決這種小問題。我衝上樓梯，去找值班經理。總經理室、副總經理室、總經理辦公室，這些辦公室的門都敞開著，亮著電燈，然而看不到人影。值班經理房間的燈顯得格外明亮，裡面擺著一張簡陋的木床，床上的被子亂糟糟地堆著，床前放著一張長方形的木桌，裂開的桌面上杯盤狼藉，房間裡響著低低的音樂。我張望著，竄進各個辦公室裡，看看角落裡是否藏著人。後來，我終於看見一位端著藍色餐盤的小姐在走廊盡頭一晃而過，就趕緊追過去。

那是一位年輕的小姐，瘦瘦的，扁扁的，像只紙板衣架躲在寬大的紅色制服裡。她一定是這裡的餐廳服務員，要不她怎麼會端著這隻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