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八二年的時候，發生了很多事。先是戲院無故被查封了兩次，戲班的人擔驚受怕，有幾個得力的武行轉去了別的戲班，演出受到很大的干擾，接著戲班的老闆橫屍街頭，人心惶惶，戲班連夜搬離了臺北。命運的腳步如此紛繁雜沓，或許就在某一天陽光正好的午後，死亡冷不防的撞開了門，從此告別了這顛沛流離的人生，又或者就那樣被遠遠的甩在記憶的角落裡，來不及咀嚼，也不允許拒絕。

事情發生的那天，陽光嬌好慵懶。一院子的人都在彩排白娘子中許仙篷船借傘的橋段，我依然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路人甲，魂不守舍地看著許仙與白娘子一見鍾情，院外就響起了雜亂鏗鏘的腳步聲。一群穿著黃色卡其衣服的人匆忙而緊張的從院門前走過，隨即槍聲響起，人們面面相覷半一會兒才後知後覺的驚慌四散。丁建業不知從哪竄了出來，拉著我一下子躲在門後面，碰碰地將門栓好，緊張地在門縫裡張望。我沿著丁建業的視線從狹小的門縫中望出去，恰好可以看到戲班老闆的臉圓睜著大眼睛對著我們，黃沙飛揚的背景裡，他呈大字型的屍體直挺挺地躺在地上，那麼荒涼。

那些人淡漠地掃了一眼就收拾槍膛走人了。丁建業粗重的呼吸聲一直迴盪在我的耳邊，待回過神來，我的手腕已經被他緊緊地箍出一圈淤青。那或許是我最直觀最近距離面對死亡的一次。丁建業握著我的手，就像汪洋大海里的一塊爛木頭，儘管不可能成為救贖，卻與我共同沉浮。那一刻，他曾給我一種叫做安全的感覺。後來我曾千百次想起那個場景和那隻緊緊攥著我的手，或許除了王玉桂和毓敏秀的原因之外，那一握的安穩或多或少讓我下決心嫁給了他，不過那也是很久之後的事了。

那是我第一次聽說匪諜這個詞，往常總覺得那個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時代離自己非常遙遠，而戲院的老闆卻一夜之間成為了匪諜，戲班的每一個人差點成為共犯。我久久的沒能從那場震驚中清醒過來。

丁永昌如何斡旋我不得而知，關於戲院老闆，我所知不多，只知道那是個很儒雅的男人，剃著十分乾淨清爽的板寸頭，總是穿著一件灰色的長袍，頗有古時的雅士之風，不經常笑，笑起來卻輕輕柔柔的。單從外貌上來說，我很難相信那樣的人會作出什麼大逆不道的事情，不過壞人的臉上從來也不刻著壞人兩個字。後來又陸續聽聞他的悲劇源自所謂的組黨結社發表反政言論爾爾，我也只默默地陪了一陣唏噓。至於追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或其他自由一類的話，我想都沒有想過，在我還未開化的腦袋裡，只知道改革是需要無數人的鮮血和屍骨餵養才能成長，是偉人做的，而我始終不敢相信所謂的偉人就在我身邊，那些勇敢的人，頭上戴著光環的人，就那麼毫不起眼的生活在我們身邊。

戲院老闆的下場很慘，他似乎沒有家人，也可能是家人為了避免牽連，始終沒有露過面。他的屍體孤零零地在地上躺了一個晚上，開始浮腫和發臭。他的臉被粉塵覆蓋著，血跡已經乾涸，受傷的地方停留著一隻只綠色的大蒼蠅，蚊蟲嗡嗡地飛舞盤旋著。衣服上的一塊塊汙漬和血跡與死時一模一樣。許多人掩鼻駐足，唏噓感喟幾聲，然後漠然走開。第二夜，屍體不翼而飛。戲班連夜搬離了臺北市，來到臺北鄉下一個名叫梧桐的小鎮。後來丁建業為了表現他的果敢與勇氣玩笑說起，才神秘莫測地向我透露，是丁永昌帶著他偷偷地把戲院老闆的屍體埋葬了，就在臺北到梧桐鎮路上的某個地方。

那個地方，我應該是知道的。搬離的那個晚上，天上掛著一輪偏西的上弦月，影影幢幢的，並不亮堂。車上的人橫七豎八地睡著，鼾聲此起彼伏，和著聒噪尖銳的蟲鳴蟬叫，竟有一種安定人心的感覺。我坐在大卡車裡，看到他和丁永昌從眾多箱子中拽出一個黑色的道具箱，半拖半拉著走進山林後面。

或許戲院老闆的屍首就藏在裡面，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