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都坐滿了人。我不需要靠點名來維持出勤率。”

老師希望我“戒驕戒躁”

1983年7月，朱大可從華東師大畢業，被分配至上海財經大學漢語教研室工作，講授“大學語文”課程。由於與所學專業和研究領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學時代的人文環境，他的心境轉向壓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懶，無所事事。”此間，除了一篇《電影系統論》，他幾乎中止了所有的寫作，蟄伏了近兩年之久。

轉機出現在兩年後。1985年，朱大可受邀參加在廈大舉辦的全國文藝批評新方法研討會，“這改變了我的未來。”這次盛會幾乎雲集了中國當時最優秀和最走紅的人才。而朱大可則是“無名鼠輩”。回去後不久，他的第一篇詩歌評論《焦灼的一代和城市夢》問世，並於1986年發表在著名的前衛雜誌《當代文藝思潮》上。

“這篇文章完全背離了批評的一般準則，很幼稚，但有殺氣，充滿奇思怪想，與其說是在闡釋他人作品，不如說是在自我賣弄。”對於這篇當年引起文學界普遍關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並不以為然。

1986年，他發表《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該文發表後，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當時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鍾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閃光處，除了作為理論的概括和勇氣，更重要的是他把電影作為文化現象，表現了對整個社會和文藝的責任感。”

朱大可　先鋒評論家（4）

之後，憑藉一系列文學研究和批評文章，朱大可在中國文壇聲名鵲起，並且奠定了自己的先鋒批評家地位。“那時候我年輕氣盛啊，狂得要死。”他說，在很高規格的學術會上，也可以藐視與會者，自己隨性說一通，然後當場退會，“得罪了很多人，因為根本不顧別人的感受。”

“這和我的成長環境有關。我是獨生子，精神上極度渴望自由和獨立，打小就自己跟自己玩，孤獨慣了。”從小學到中學，他的成績單上，評語裡總有“驕傲自滿”這幾個字，“老師總希望我‘戒驕戒躁’。”如今，朱大可很少與人爭論，他覺得“那個沒意義，浪費時間而已。”他說這個的時候，還是露出了被小心藏起來的傲氣。

朱大可今年50歲。“其實我40歲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爭議的人，有人喜歡，有人討厭”。他低頭又抬頭，“其實，爭議是最好的狀態。沒有爭議才是不正常的。我為下個世紀寫作，因為歷史是最好的評判者。”

訪談

文壇：垃圾的工業化生產

中國文壇是垃圾生產基地

凌晨一點多手機響，是朱大可的簡訊。他問見面時間能否推遲一個鐘頭。想了想，我回好。原本約的是九點。當天上午十點一刻，我出現在他下榻的賓館。這次他來北京，是參加中央三臺的一檔節目，他是嘉賓。“昨晚在這個房間和一個朋友喝酒，一直喝到凌晨五點鐘多，睡了三個多小時我就起來啦。”他拉開窗簾，燒水沏茶。

坐定後，我們開始對話，準確的說，是閒聊漫談。話題涉及某些人或事時，他會忍不住哈哈大笑，此間眼珠必定靈活地轉動，說到興奮處，則是眉飛色舞左右顧盼，在強調某個觀點時，雙手在空中比劃，時不時作出類似擰螺絲釘的動作，讓人聯想到他的鉗工生涯。然而，相對於他的隨和、友好以及犀利的發現眼光和獨特的話語方式，這些都可以忽略不計。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整個採訪過程中，這個被譽為“文化恐龍”的中年男人，時而激情恣肆，時而冷峻穩沉，唯獨沒有我想象中的傲慢與偏見。

吳懷堯：在過去，抄襲是件非常可恥的事情，但今天人們似乎已經習以為常。你怎麼看待這種文壇以及學院論文造假的現象？這與教育制度有關嗎？

朱大可：這個是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