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在那裡屬於少數民族。連越南人和黎巴嫩人都可以歧視中國人。留學的唯一好處，是得到了文化比較的機會。”說起這些並不遙遠的往事，他的神色有些黯然。

童年經驗奠定文學道路

朱大可覺得自己童年結束是在17歲那一年，父親的死讓他“突然成熟了”。　1974年7月，朱大可中學畢業，進入上海第三機床廠技校讀書。其父是在1975年11月一個寒冷的黃昏病逝的。當時正值“*”後期，“親友彼此都不敢來往，人際關係非常冷漠。”說到這裡，他兩眼向上凝視，聲音突然低了下去：“我父親是*黨派人士，在‘*’中備受折磨。他去世時，病床前就我跟我母親兩個人，四周既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他們都逃得很遠。”

在朱大可的記憶裡，“父親是和藹的，可親的，寬容的。”小學時，朱大可和母親住在一起，並且在母親執教的學校讀書。

“我母親最先是音樂老師，後來改做語文老師了，她很嚴厲，而且不苟言笑，從來沒有寵過我，對我就像對其他學生一樣。我對音樂和語文的喜歡，主要是受她的影響。父親是歷史老師，所以我對歷史也很喜歡。”父親在很遠的浦東教歷史課，一個禮拜才回來一次。“他從來不打罵呵斥我，因為我超出了他的期待。”

朱大可的確表現卓越，小學還沒有畢業，“已經通讀四大名著”。到他十二三歲的時候，父母執教的兩所學校的圖書館他全都看遍了。進入中學後，西方古典文學他也過濾了一遍。

“這些‘*’殘留的書，被保留得很好，而且傳播非常廣泛。很多書破舊發黃，封面、書底都沒有了，你只能猜它的書名和作者，但我們通常都能破解這種迷案。”朱大可和母親輪流看書，很多時候通宵不眠。羅曼·羅蘭和托爾斯泰的小說，雪萊、拜倫和但丁的長詩，“是我的隱形的精神搖籃。”他神色惘然地回憶說。

1976年7月，朱大可技校畢業，被分配至上海照相機四廠擔任鉗工。“我是做照相館用的相機，海鷗牌，”他用手在空中畫了一個圓，“那種大的。”對於一個飽讀詩書、喜歡音樂、想做鋼琴家、指揮、後來又想當作曲家的少年來說，鉗工無疑是枯燥乏味的。他煩做工人，“開始琢磨如何改變這種狀況。”

朱大可　先鋒評論家（3）

1977年，高考恢復。這一年，朱大可21歲，這個年輕人摸不準考大學究竟意味著什麼，所以“沒敢考”。次年，他終於明白，只要上了大學，就有可能逃離工廠，改變工人身份。1979年9月，他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我是新三屆裡面的最後一屆。”高考填報志願的時候，他的第一志願是歷史系，第二志願才是中文系。在他看來，文學是自然天成的，完全不需要課堂教誨。“我曾經想考音樂學院，結果這個夢像泡沫一樣破滅了。由於父親的影響，我想做歷史學家。”

沒想到陰差陽錯，他“被弄到了中文系”。說起當初為何選擇華師時，朱大可告訴財經時報記者，“當時我母親每月的退休金是70塊錢，我們家的房租是25塊，還剩下45塊，兩個人用是很拮据的。那時華師每個月有18塊5的補貼，基本上能夠解決我的伙食問題。”

剛進大學時，他興奮，如魚得水，“戴著校徽到處走動”。而且挑肥揀瘦，非常清晰地辨認哪門課重要，哪門課不重要，他覺得教科書上的資訊幾乎都是垃圾。為了保持個人自由和知識獲得的正確性，他一直在走讀，拒絕住校，“不重要的課完全逃掉”。逃到公共圖書館，“從早看到晚上。”

現在，朱大可自己成了一名大學老師。當記者詢問如果有學生逃課他會如何處理時，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從不點名，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因為我就是這樣過來的。”說完後他笑了笑，補充道：“事實上，我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