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負責處理天津教案一事，然而在此事發生前後，他常常陷入深深的自責之中。

他曾經感嘆道：“外慚清議，內疚神明”，這句話充分顯示出他內心深處尚存良知以及對國家深沉的熱愛之情。

儘管如此，他之所以會採取那樣的處理方式，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在於他對於國家和民族所擁有的力量已然喪失了信心。

在強大的外國勢力面前，他唯恐因為得罪洋人而引發大規模的衝突與紛爭，從而釀成無法收拾的“大禍”。

此外，當時曾國藩的健康狀況已經極為糟糕，無論是身體上的體力還是思維上的腦力，都已經處於極度衰退的狀態。

面對如此錯綜複雜且影響重大的案件，他實在感到力不從心，難以妥善應對。這無疑成為導致他在處理天津教案時表現不佳的又一重要緣由。

與此同時，曾國藩還將一部分責任歸咎於崇厚對他的誤導。

在寫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件當中，他反覆提及：“諸事唯崇公之言是聽……最終落得名裂而無法挽救自身失敗的下場。”

並且表示：“之前由於受到崇厚的錯誤引導，自己過於軟弱妥協；從今往後，應當獨立自主地做出決策。”

不過，將所有責任完全推卸到崇厚身上顯然並非實事求是的態度。

事實上，在整個事件的發展過程中，曾國藩本人也存在著諸多判斷失誤和處置不當之處。

誠然，崇厚乃是一個昏庸無能、腐敗墮落的滿族大臣，其後更是淪為臭名昭著的大賣國賊。

在處理天津教案時，此人出了諸多餿主意，著實令人憤恨不已。

然而，歸根結底，此事還是得歸咎於曾國藩自身意志不堅，缺乏主見，過於軟弱柔順。

要知道，曾國藩當時的聲望和地位遠高於崇厚，可他一直對那些有著皇室背景撐腰的滿族大臣心懷畏懼。

數年前，曾國全毅然決然地上書彈劾官文，曾國藩得知此事後，猶如驚弓之鳥一般，惶恐不安，彷彿一場巨大的災難即將降臨到自己頭上。

於是，他匆忙寫信給曾國荃加以斥責，生怕因此而惹惱了那些滿族權貴。

相較之下，左祖棠在對待滿族大臣的態度上則與曾國藩迥然不同。

左祖棠心裡自然明白，輕易去招惹滿族大臣絕非明智之舉，也曾對兒子孝威言道：“跟旗員發生爭執拌嘴，往往會自討苦吃。”

不過，一旦遇到關乎國家利益的重大原則性問題，左祖棠便絕不會有絲毫退讓之意。

曾經，左祖棠就因為某些事情與穆圖善據理力爭，毫不示弱。

不僅如此，他還上奏朝廷請求將穆圖善所率領的部隊予以遣散撤離。

因為穆屠善在寧夏府的軍隊對於革命軍造成不了任何傷害。

另外，對於成祿這個人，左宗棠也是多次上奏參劾，最終使得成祿遭到緝拿審訊。

由此可見，在維護國家利益的道路上，左宗棠始終堅定不移，勇往直前。

左宗棠和曾國藩在年輕的時候便是親密無間的摯友。

那時的他們懷揣著滿腔的熱血和抱負，一同踏上了追逐夢想的道路。

尤其是在太平天國運動後期，左宗棠、曾國藩以及胡林翼三人更是齊心協力、團結一致，共同鑄就了堅不可摧的湘軍聯盟。

這個聯盟不僅在戰場上屢立戰功，更是成為了當時令人矚目的一股強大力量。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局勢的變化，湘軍聯盟最終還是走向瞭解體。

但即便如此，左宗棠和曾國藩之間依然保持著相互扶持和維護的關係。

當曾國藩離世之時，左宗棠悲痛欲絕，他親自揮筆寫下了那副流傳千古的著名輓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