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都請過了嘛。”王勃笑著說。
鍾嘉慧卻不說話了,低著頭,用腳上的運動鞋輕輕的捻著腳下的地板,過了起碼有十秒鐘,才小聲的說:“前天,那幾個人……判了。”
王勃愣了愣,一時間還沒反應過來,低著頭的鐘嘉慧卻繼續說:“為首的高峰,被判了十年。張爭……判了六年,其餘兩人,各判了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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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騎車走在回家的路上,暈乎乎的,頭腦中一直迴盪著前不久鍾嘉慧告訴他的那些事,心中波瀾起伏,難以平靜。
這是他重生以來,第一次改變別人的命運——不是朝好的方向改,而是朝壞的,猶如深淵一樣的方向拖!因為他的出手,他的“多管閒事”,四個十八/九歲的,原本屁事不會有的職高學生,陡然間人生便發生了鉅變,逆轉,由前途即便算不得光明,也不一定黑暗的“有為青年”,一下子變成了勞改犯!
他當然不是後悔,害怕什麼的,更非不忍,或者同情。對高峰,張爭這幾個小小年紀就不學好,當惡霸欺凌同學的爛仔,他毫無疑問的是深惡痛絕,恨不得判個終身監禁,一輩子也不要出來禍害這個本就不甚美好的人間為好。
只是,想到這幾個爛仔的命運不是透過國家正常的法律程式,而是由他在其中穿針引線,挑撥離間,煽陰風點鬼火,多方使力,湊巧,最終,才受到嚴打形勢下的應有的懲罰,王勃的心頭就產生了一種近乎荒誕的不真實感。幾個爛仔的判刑,讓他陡然意識到,現在的他,不僅有了行善的資本,某種程度上說,他如果想要為惡,要想官商勾結,顛倒黑白,欺世盜名,搞東搞西,比如,像這次這樣搞那幾個原本跟他並不相關的職高生,也比上輩子容易得多,也要有效率得多。
這讓上輩子雖沒行過多少善,但也從來沒為過什麼惡,普普普通小老百姓一枚的他感到了一種警惕和警覺!
“在這個法制不健全,人情大於法律,長官意志高於一切的社會,我固然可以搞我看不順眼的,認為是渣子的幾個平頭百姓的子弟,以後遇到官位比我大,地位比我高,但看我不順眼,或者跟我有利益衝突的人,對方是不是也可以肆無忌憚的搞我?找個理由,把我也變成勞改犯?”警惕和警覺之下,王勃又有一種莫名的擔憂。
然後,他就為自己這次在上海的表現感到慶幸。他感覺現在的自己,在華夏,至少在華夏的教育界,文化界,多少也算是一個名人了。一般的人要想搞他,怕也是要打聽和掂量一下的。
但這終歸還不是很保險。
所以,為了增加別人搞自己的難度,名還是繼續要出,小說還是要繼續寫起走。以後騰/訓的金娃娃出來之後,也不能放一個籃子裡,什麼美利堅,法蘭西,英吉利的,都要去投點資。就如同後世的那些首富們乾的一樣。
……
離開鍾嘉慧的很長一段時間,如同犯了被迫害妄想症一樣,王勃一直有些魂不守舍,開始東想西想,並就此次幾個職高學生被他搞得判刑坐牢一事進行一系列的反省和反思,直到薛濤給他打來電話,說他立了功,叫他去喝夜啤酒慶祝,王勃才從恍恍惚惚的思緒中清醒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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