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就是實現經濟平等。但是，不幸得很，就近數十年的許多事例觀察，藉“革命流血”手段而實行社會主義的結果，反而招致了較原有經濟制度下更大的不平等。在原社會中，因有獨立於政治的純經濟活動，所以原有經濟制度常較富於彈性。既常較富於彈性，個人改善其經濟生活之可能性遠較在社會主義之下為大。在美國，以及在中國清末民初之際，赤手致富者比比皆是。而社會主義一旦普遍實行，由官方統制經濟，則經濟就倒過來變成政治之附庸。蘇俄等地區所表現者，社會主義的經濟之僵固無情，遠非西歐及美國人士所能想象。在這類地區，貧者從生到死永遠赤貧。如不靠政治關係，赤手絕無致富之理。

這樣實行社會主義稍久，一定產生若干層級的政治性的經濟貴族。千千萬萬平民，則一輩子淪為可愛的“國家”之奴工、奴農。任何時候，這可愛的“國家”基於政治的理由而停止配給，則奴工、奴農就得停止呼吸。在這樣的“國家”，經濟上的不平等，是基於政治的考慮和需要而嚴格制度化了的。

多少年來，由於世界共黨過分強調經濟因素之重要，形成經濟至上的社會心理。許多贊成政治民主的人為這種社會心理所懾，於是提出“政治民主”和“經濟平等”兩個口號。這種說法，乍看起來，似乎有理，因而頗能動聽。但是，稍一分析，便可看出這種說法的毛病。這種說法，從情感的原因觀察，是想作調人；從思想方面觀察，是由於思力未能劈入此問題之裡。

“政治民主”和“經濟平等”二者之相對地位有三：一、“政治民主”高於“經濟平等”；二、“經濟平等”高於“政治民主”；三、“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並列，即等量齊觀。“政治民主”與“經濟等平”二者底這三種相對地位之不同所產生的結果，重大地影響甚至於決定著大家底現實生活。如果我們視“政治民主”高於“經濟平等”，那末所形成的社會便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如果我們視“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同等重要，那末所形成的社會也許就是英國工黨式的社會。如果我們視“經濟平等”高於“政治自由”，那末社會便走向“奴役之路”。而照許多經濟學家底解析，將“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同等看待的辦法，如英國工黨底措施所例示者，只是從“自由社會”走向“奴役之路”的一個過路走廊而已。所以，剩下的可能，不是“自由社會”，便是到“奴役之路”。我們究竟應該怎樣抉擇呢？

我們要解答這個問題，首先就得確定：是人來要求“經濟平等”呢？還是豬來要求？如果是豬來要求“經濟平等”，那末就根本不發生要否實現“政治民主”的問題。美國豬營養豐富，宿舍清潔，照料周到，“經濟”可謂“平等”矣！所以未聞豬群暴動以要求實現“政治民主”之事。如果是人要求“經濟平等”，那麼必須首先自覺要求改善生活乃系基本人權之行使。在極權地區如蘇俄者，統治機構配給你好多你就吃好多，你是不被允許有要求改善生活之權利的。否則就說你藉端要挾，請你進集中營。因為，這種行為，照統治者看來，是對他權威之挑戰。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事。蘇俄極權地區，即使有所謂“經濟平等”，也是餵豬式的“經濟平等”。而在自由民主的邦國，如有工人要求改善生活之事，資方常謀與之商談協調。從來沒有聽說要求改善生活就是藉端要挾。這就是因為自由民主的邦國不否認改善生活為每一個人之始基的人權。這樣實現的“經濟平等”，是人的經濟平等。兩相比較起來，俄式之不從人權出發而談的“經濟平等”，與自由式之從人權出發來談的“經濟平等”二者況味之別，結果之差，豈可以道理而計？

這樣分析起來，可知如果我們自認為是一個人而且要求實現“經濟平等”，那末必須從人權出發以謀其實現。如果從人權之肯定以謀其實現，那末就是已經預先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