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為他們有了更好的出路，這恰恰符合國家的需要。”

“為了說明高層次科技人才‘下海’的重要性，楊先生舉了香港的兩個例子。十幾年前，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一名教師和朋友想出瞭解決電視節目定時錄製難題的辦法，現在全世界很多報刊電視節目預告每個節目後面都有號碼，只要把號碼輸入與電視機相連的附屬裝置，節目就能自動錄製。他們料到這機器受歡迎，也知道怎麼製造，於是遊說投資，建立工廠，產品暢銷世界各地，這位教師也離開學校，投身相關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另一位教師找到低成本生產液晶顯示板的方法，同樣不再教書，成立公司，為不同使用者生產不同規格的液晶顯示板，生意十分紅火。要是中國大陸有更多這樣的人才，經濟肯定會迎來空前繁榮。”

“楊先生還對我說，在將純粹學術研究成果轉化為經濟效益方面，日本和美國做得很成功，英國卻不行。以生物工程為例，英國在這領域有很多一流科技人才，甚至有諾貝爾獎獲得者，但他們只做純粹研究，不肯或不會‘下海’，所以賺不到錢。英國和中國的相同點是都沒能有效實現科技成果商品化，不同點是英國科技發展水平高，而中國因財力限制科技實力還不夠。所以相比中國，英國的問題更突出，這值得中國深入研究。總的來說，這和政府政策、學術界風氣以及金融投資結構有關。英國的金融投資結構和日本、美國差別很大。要發展工業，就得有技術新見解，當新見解還不成熟時，得有人願意投資嘗試，這就是風險投資。把風險投資者和技術人才銜接起來，英國不會做，日本和美國卻很擅長，中國也應該走這條路。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體制和管理問題。中國必須培養出大量既有科技頭腦，又有商品意識的人，讓他們能判斷哪些科技成果值得做風險投資，哪些不值得。中國當時就有必要也有能力著手這件事了。”

劉亞東說完，靠在椅背上，目光深邃，似乎又回到了與楊振寧先生交談的那個下午。眾人皆聽得入神，對楊振寧先生的遠見卓識和愛國情懷有了更深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