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發展，常常為國家出謀劃策，在國家走向富強的道路上，發揮著重要且獨特的作用。”

“1995年9月28日下午，我按約定前往位於長島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拜訪了這位世界級的理論物理學大師。當時73歲高齡的楊振寧博士，在辦公室裡精神飽滿地闡述了他對中國科技工作者‘下海’經商的看法。”

“楊先生指出，當時世界各國都在積極準備應對下個世紀以高技術較量為核心的綜合國力競爭。回顧過去20年的國際市場，每隔幾年就會出現一種代表未來工業發展方向的‘主幹’產品，像個人計算機、大哥大、高畫質晰度電視等等。可以預見，以後國際市場的競爭會更多地集中在智力密集型工業領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長足發展，但主要靠的是中低技術支撐，而中低技術難以讓經濟長期保持增長態勢。所以，高技術才是決定中國未來經濟命運的關鍵，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必須保持清醒，要有憂患意識，不能被已取得的經濟成就衝昏頭腦。”

“在高技術商品競爭中，中國趕超發達國家的關鍵在於人才。楊先生認為，中國當時迫切需要大批科技人才，尤其是高層次的科技人才‘下海’，更有效地參與經濟建設，這是時代賦予他們的光榮而神聖的歷史使命。只有千千萬萬高層次科技人才投身與經濟發展緊密相關的事業，開發出能在國際高技術市場立足的產品，中國才有希望，他們自身也才更有前途。畢竟只有經濟發展了，才能保證基礎性研究、國家長遠利益的應用研究、高技術研究以及重大科技攻關活動順利開展；只有科學技術與經濟更緊密結合，才能進入自我發展的良性迴圈。實際上，對比10年前，中國在對基礎理論研究的支援上已有很大不同。比如過去申請去各地開學術會議的經費非常困難，現在就容易多了，即便考慮物價上漲因素，開會經費還是明顯增加，這就是因為經濟發展了。”

“楊先生還提到，科技研究可分為純學術研究、發展研究和商品研究三個層次。純學術研究一般是基礎性的理論研究，能起到‘登高望遠’的作用；發展研究是把理論可行性轉化為現實存在的探索過程；商品研究則是改進發展研究的成果，以最大程度滿足消費者需求。他強調，時代在發展，科技研究的側重點也在變化。以前，科技研究主要是純學術範疇，而現在，發展研究和商品研究成了最豐富、最活躍的部分。在發達國家，90％以上的科技研究財政支援都投入到應用方面，純學術方面還不到10％。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尤其需要扶持能直接服務經濟建設的科技研究，鼓勵科技人才，特別是高層次的科技人才在商品經濟的舞臺上施展才華。當然，不是所有科技工作者都適合‘下海’，這要因人而異，比如陳景潤，就適合安心做純學術研究。”

“當時國內一些人對科技工作者經商很擔憂，楊先生卻不這麼認為。他說，在商品經濟浪潮衝擊下，一些科技工作者‘下海’會在人們思想上造成一定混亂，這很正常。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輕商意識，很多人覺得從商低俗，做學問才清高，就算做學問，也都願意擠在純粹學術的小圈子裡，這對國家發展非常不利。要改變這種狀況，一方面全社會要克服偏見，樹立新風尚；另一方面政府要提供條件，讓科技工作者沒有後顧之憂。有些教授不肯‘下海’，除了覺得丟臉，還因為害怕失敗，擔心從商不成功就沒法當一輩子教授。政府或許可以想辦法，比如告訴他們‘沒關係，你去做5年，不行可以回來’，這樣他們就有安全感了。科技工作者經商可能會使某些研究領域短期內少出些成果，但有助於中國知識界徹底改變‘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迂腐觀念，從而更自覺地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發現和實現自身價值。所以從長遠看，正面影響遠大於負面影響。當時國內大學裡最優秀的學生較少選擇純理論學科和專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