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稍為安定。

從和帝開始，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強勢力迅速膨脹，並在政治上逐步形成外戚與宦官兩大集團，彼此爭奪政治權力，把持朝政；地方官吏則貪殘專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東漢王朝的統治日益腐朽和黑暗，整個社會一直動盪不安，給廣大勞動人民帶來莫大的痛苦。特別是在外戚、宦官兩大集團激烈爭奪政權的過程中，豪強地主大量兼併土地。廣大農民喪失土地後，一部分淪為依附豪強地主的佃農或僱傭，受著極其殘酷的剝削，更多的農民則變成無家可歸、輾轉道路的流民，處境尤其悲慘，被迫起為‘盜賊‘，甚至出現‘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籋相視分裂‘⑤等目不忍睹的悲慘景象。加以當時自然災害頻仍，疫病流行，廣大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造民深重苦難的現實世界，是宗教賴以滋生的氣候和土壤。一方面，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廣大人民群眾，在擺tuo秦王朝的奴役之後，又受到新建的漢王朝日益沉重的壓榨而痛苦不堪。但他們當時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侷限，生產規模小，生產力水平低下，科學知識十分貧乏，人民群眾既無法避免、也無法理解封建壓迫和自然災害所造成的社會不平與人世苦難的根源，他們渴望擺tuo苦難，而又找不到出路。

因此往往幻想有一種超人間的力量來伸張正義，並幫助他們改善處境，於是就把希望寄託在神靈的護皊上。這是產生宗教的內在條件；另一方面，統治階級在面臨嚴重的社會危機的時候，也極力企圖利用宗教來麻痺人民反抗的意志，宣揚君權神授，藉以消弭隨時都可能發生的人民抗爭的風暴，同時也希望宗教成為他們統治的後盾，祈求‘長治久安‘和個人的福壽康寧。在上列兩種條件下，宗教的產生，就成了客觀的社會需要。

第二，漢代統治思想的宗教化，也直接為道教的產生提供了有利的社會條件。

秦王朝的覆滅，bao露了單靠嚴刑峻法和，並不能解決社會矛盾，治國安民。漢初奉行黃老之術，雖然使社會矛盾得到了緩解，也未能防止封建社會固有矛盾的發展，以致到漢武帝時，又面臨‘盜賊群起‘、農民以暴力反抗官府的事件‘不可勝數‘的嚴重社會問題。為了在不可避免的社會矛盾中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他們鑑於歷史上‘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⑥的經驗，企圖藉助鬼神的威力，加強‘文武並用‘的‘長久之術‘，以使黎民百姓成為規規矩矩的順民。

《淮南子》明確主張‘因鬼神為禨祥，而為之立jin‘，‘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⑦

漢武帝更是身體力行，他即位之後，‘尤敬鬼神之相‘，⑧重用神仙方士，大搞祠神求仙活動。為適應封建統治階級利用神權維護皇權的需要，董仲舒的宗天神學也應運而生。他援引陰陽五行學說，重新解釋儒家經典，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神學體系，把‘天‘說成是有意志、有目的、能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具有無上的權威，是‘百神之大君‘。⑨認為自然界日月星辰的執行，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人類社會的治亂興衰，吉凶禍福，都是由這個‘大君‘的意志所決定的。而帝王則是‘承天意以從事‘。⑩當帝王的行為體現了天意，積善累德，天就降符瑞任命他、嘉獎他；當帝王違反了天的意志，有了過失，天就降災異警告他，讓他改過；如果屢告不改，就要受到天的懲罰。這種‘天人感應‘思想，實際上是一種‘善惡報應‘思想的表現，是宗教思想的核心內容，它為封建中央集權的統治提供了理論依據。這種宗天神學，縱貫於昭、宣、元、成、哀、平各代，在政治生活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董仲舒不僅是一個宣揚‘天人感應‘、陰陽災異的宗天神學家，而且還是神仙方術的鼓吹者。他在《春秋繁露》這一著作中，不僅以神秘的陰陽五行學說附會儒家經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