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全然是壞的事物變得像魔鬼一樣，並且也讓那些終極來說不美好的事物變成了偶像。沃特斯寫道：把上帝所創造的美好事物的一部分或某些現象單獨挑出來， 將它視為是人類生命戲劇中的邪惡角色，卻無視於進入世界的罪，這是非常危險的……有很多種類的事物都被這樣認定過……身體和情感（柏拉圖和許多希臘哲學家）、與自然界有別的文化（盧梭和浪漫主義）、組織的權威——特別是政府與家庭（大多數的深度心理學）、科技和管理技巧（海德格爾[heidegr]與以羅[ell]） 聖經對此以獨特而毫不妥協的態度，否認所有想把部分的受造界視為是邪惡根源或視為是救主的嘗試。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政治圈經常充斥著誇大的盼望和幻滅，為什麼現在充滿毒害的政治性談話這麼多，為什麼當政治領袖失去權勢時，會出現不成比例的恐懼和絕望。可是為什麼我們會把政治的理想和目標神化或魔鬼化了呢？尼布林（rehold niebuhr）回答了這個問題:我們在政治崇拜中把權力當成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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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權力

尼布林是20世紀中葉卓越的美國神學家，他相信所有的人都在依賴感與無力感中掙扎。伊甸園中最原始的試探，就是不滿上帝所加給人的限制（創世記2:17:“只是……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並且人想要“如上帝”一樣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們屈服於此試探，因此現在它就成了我們天性的一部分。我們不願接受自己是有限的、需要倚靠上帝的事實，卻竭力尋找能保證自己擁有能力掌管生命的辦法；然而這只是一個幻象而已。尼布林相信，這種普世性的不安全感製造出一種“決心掌權的意志”，主導著我們社會和政治上的 各種關係。他觀察到這種“決心掌權的意志”表現在兩方面。

首先，尼布林說，以自己國家民族為傲是一件好事，但是當國家的權力和繁榮變成不可妥協的絕對目標，因而否定所有其他的考量時，就會發生不受約束的暴力和不公義。當這樣的罪惡發生時，就如荷蘭的經濟學家古茲瓦德（bob goudaard）所說的，是將武力和繁榮偶像化了：

這樣的目標會把任何的手段都合理化……因此，當一個國家以物質上的繁榮為目標，把破壞自然生態的事合理化，或是許可有虐待個人甚至整個階層百姓的事發生，那麼這個物質上的繁榮就變成了偶像。當一個國家以軍事上的保障為目標， 把取消言論自由和取消法案審理程式的事合理化，或是許可虐待某個少數民族，那麼這個軍事上的保障就變成了偶像。

尼布林認為，整個國家會有集體性的“自我”，正如個人一般， 不同國家的文化也會有其優越感和自卑感。前者的例子是美國：美國人自詡為“自由國家”使得許多人看不到他們那種假冒為善的種族主義--對許多非洲裔美國人的歧視。一個社會也可能會發展出自卑感，因而變得具有侵略性並好戰。當尼布林在1941年寫書時，他很自然地認為納粹德國是這類崇拜權力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所受到的恥辱，讓整個社會積極地想要重新證明其力量與優越性。

我們很難畫一條清楚的界線，說這樣就是僅僅賦予某件事物一些價值，那樣就是已賦予它絕對的價值；就好像我們沒有精確的定義，來清楚地分辨愛國主義是否已超越範圍，而變成了種族主義及壓迫別人的帝國主義了，但是沒有人會否認， 許多國家常在不經意中就越界下滑了。然而嘲笑愛國主義的種種表現，或把它當作是邪惡的，並無濟於事。就如同我們前面所提到過的，被奉為偶像的東西原來都是美好和必需的事物，只是它們被當作了神明。路易斯說得很有智慧：

我們若以為本性中的某些衝動--例如母愛或愛國主義--是好的，而另外某些衝動是不好的，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