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父天兄之權能”，而非人力之所為。故建都天京後，洪、楊等人置清軍在天京和揚州城外建立的江南、江北大營於不顧，分兵北伐和西征。

當時太平軍雖號稱百萬，但除去老弱婦孺，能戰之兵只有十萬左右。如集中兵力先摧毀威脅天京的清江南、江北大營（時兩大營兵力不足三萬人），然後以天京為中心，上取武漢、九江、安慶，下取上海、蘇、杭，建立鞏固的江南根據地，最後再揮師北伐，與清廷爭奪天下，也許會取得劉邦、朱元璋的勝利。但天國領袖們計不出此，卻匆匆將全部太平軍兵分為三，結果無論留守天京，還是北伐、西征，其兵力均不佔優勢，實際上給了清軍各個擊破的機會。

不修德政，治國無章——洪秀全等人治國政策的檢討

太平天國以宗教起家，是政教合一的組織，所以上帝教的教條既是軍規，也是法律。在建都天京以前，這種兼法律與軍規的宗教教條，在太平軍與清軍的作戰中，無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建都之後，太平天國並沒有一套完整的治國之策，而是將治軍的上帝教教規直接推行於社會，結果非但行不通，而且大失民心。

在經濟方面，進入南京之前太平軍還採取保護農工商政策，“買飯求漿，多給市值”。但建都之後，楊秀清便釋出《待百姓條例》，實行廢除工商、田畝歸公的政策，“鋪店照常買賣，但本利皆歸天王，不許百姓使用”，“不要錢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粒，全歸天王”。太平天國又設立百工衙，集中各種工匠為天國服務，“但有口糧，並無僱錢”。這種剝奪農民和手工業者、違反經濟規律的政策是根本行不通的。

在文化方面，金田起義之後，在獨一真神惟上帝的思想驅使下，太平軍視“諸凡百神皆為妖魔，遇廟像輒焚燬”，以致“所過廟宇祠觀，無論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殘剝”。建都天京後，洪秀全的反孔政策更急劇升溫，“所陷之處，凡學宮正殿兩廡木主亦俱譭棄殆盡，任意作踐，或堆軍火，或為馬廄，江寧學宮則改為宰夫衙，以璧水圜橋之地為錐牛屠狗之場”。對於儒家經典，則禁之惟恐不絕，毀之惟恐不盡。其後，因楊秀清提出不同意見，洪秀全雖下詔設刪書衙，宣佈孔孟經書待刪改刊行後始準習讀。但直到太平天國敗亡，刪改之書也未能問世，孔孟之書仍被禁止。太平天國如此摧折作為漢族文化象徵的儒家文化，焚禁一切古書的做法，與推崇儒學的清王朝形成鮮明對照，其結果不啻將整個士大夫階層乃至普通民眾，都推向自己的對立面。

在社會管理方面，太平軍所佔之地，凡城鎮居民不管信仰愛好與否，先將財產集於聖庫，按男女分編入館，然後嚴格履行拜上帝儀式，誦習天條，讚美皇上帝。這種取消家庭、違揹人倫的禁慾政策，引起大多數人民的強烈不滿，以至“嗟怨之聲”，長久不息。同時，太平天國還將上帝教強行推向社會，迫使人們改變風俗。如：不許奉佛敬神，崇拜祖宗，“禁民間供奉家堂”；禁止人們按傳統的舊曆過年，並取締民間過節時與天情相悖的所有舊俗；禁止民間飲酒、吸菸等等；這一系列以宗教治國的政策必然與傳統社會發生激烈的衝突，故當時處罰、殺戮之事所在多有。曾任天國洋務丞相的羅孝全說：“他們的政治系統和他們的神學是一樣的薄弱可憐。我不相信他們有任何的政治組織，並且不相信他們知道要組織一個政府。一切要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