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稅收體系的混亂狀況，增強國家財政實力，並應對地方藩鎮的軍事支出問題，唐德宗於建中元年（780年）採納了宰相楊炎的建議，正式實施了“兩稅法”。這項改革措施將原本繁雜無序的稅制簡化為夏、秋兩次徵稅，明確了稅收規定，使得唐王朝的財政制度更為規範和透明。兩稅法的推行帶來了顯著的進步與成效。《舊唐書·楊炎傳》記載，此政策“使天下便利，人民不再因戶籍束縛而受限，土地得以穩定；賦稅未增卻增加了國庫收入；無需更新戶籍即可掌握實際情況；貪官汙吏難以從中牟利”，從而確立了朝廷對經濟資源分配的主導權。

相較於之前的租庸調製，兩稅法強調以資產價值作為徵稅依據，而非單純依賴人口數量，即“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這一轉變意味著擁有較少資產的人群承擔較少稅負，而資產較多者則需繳納更多稅款，從而改善了貧富之間賦稅負擔的不公平現象。同時，貴族、官員以及商人群體也被納入納稅範圍，進一步擴大了稅基，有效提升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作為中國歷史上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稅制改革，兩稅法不僅對於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而且其理念與實踐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歷代稅制改革的重要參考。

後期挑戰與政策調整

“奉天之難”後，唐德宗李適的統治策略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他開始委任宦官為禁軍統帥，並在全國範圍內增收間架稅、茶葉稅等雜稅，這些措施導致了民怨日深。

榷酒制度

建中元年（780年），即兩稅法實施不久後，朝廷開始實行榷酒制度，確立了對酒類銷售的官方壟斷。除京都長安外，全國範圍內禁止私人釀酒，改為官釀專賣，各地根據糧食價格不同，每斛酒徵收二千至三千文錢。貞元二年（786年）又進一步規定，在京城及其周邊地區嚴格禁止私釀，而其他地方允許售酒但需繳納相當於售價一半的稅款。同時，朝廷還在淮南、忠武、宣武和河東等地實行了對酒麴的專利控制。

茶稅的引入

唐朝早期，茶如同鹽和酒一樣並未徵稅。然而到了唐德宗時期，隨著兩稅法的實施，朝廷開始對茶進行徵稅。建中四年（783年），根據戶部侍郎趙贊提議，對茶、漆、竹、木等商品開徵10%的稅。

貞元九年（793年），鹽鐵使張滂建議在茶葉產地及運輸要道設關抽稅，當年即獲得四十萬緡的稅收，幾乎等同於初期的鹽稅收入。自此以後，茶稅成為唐代一項持續性的財政來源。

礦稅的設立

雖然隋至唐初對礦冶業不加干涉，開元十五年（722年），朝廷首次對伊陽五重山的銀錫資源徵稅。到了唐德宗時代，戶部侍郎韓洄提出將銅鐵等自然資源收歸國有，並由專門官員管理，這項提議得到了皇帝的支援，標誌著礦稅制度的正式建立。

間架稅與除陌錢

面對軍事開支的壓力，建中四年（783年），朝廷採納了戶部侍郎趙讚的建議，引入了間架稅——一種針對房屋結構的房產稅，以及除陌錢——交易過程中的貨幣或實物流轉稅。間架稅按房屋質量分三等級徵稅，最高可達兩千錢一間；而除陌錢則對所有貨幣交易徵收高達5%的稅率，即便物物交換也須折算成貨幣價值交稅。

這些政策因過於嚴苛，引發了廣泛的民怨，最終在興元二年被迫廢止。以上稅制改革反映了唐代中期為了增強財政實力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儘管某些政策在短期內增加了國家收入，但長期來看卻加重了民眾負擔，導致社會不滿情緒上升。

荒唐的斂財政策

自朱泚之亂後，唐德宗李適深刻意識到財政的重要性，其態度由此發生轉變，開始積極追求財富，並要求地方官員頻繁進貢。他不僅喜愛金銀財寶，還透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