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耶克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　Hayek）之第六章

譯者的話

許多在引領企望民主政治之實現時，極力倡言法治之重要。誠然，這種行動，與民主政治之實現，並非不甚相干。不過，在這些人中，似乎普遍流行著一種錯誤觀念。他們以為所謂“法治”，就是人民守法，政府行法。他們以為這樣作去，一個國家便可望躋於民主國家之林。不幸，這種想法，用邏輯傳統底名詞來說，就是“不相干之謬誤（fallacy　of　irrelevance）”。我們用筷子固然可以挾肉，但是我們也可以用筷子挾白菜。嗜肉之徒不能說用筷子與有肉吃有何必然關聯。依同理，如果僅注重法治形式，一個國家固然可能走上民主之途，但也可能走上極權之途。因為，我們只能說極權國可惡，但我們不能說極權國毫無司法。如果所謂“法治”是上述意義之下的“法治”，那麼極權首領可以振振有詞地說：“我們底法治比你們行的更徹底。”在事實上，即使是這個地球上低度的極權地區，其統治權力透過法律形式所加於人民的精神與身體雙方的束縛，也遠多於任何高度民主國家。我們能夠因此說這樣的地區比民主國家更行法治些嗎？吾人須知，如果所謂“法治”就是在法律形式之下實行治理或統治，那末這樣的“法治”是可作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之工具的：民主政府固然可以用這樣的“法治”來推行民主政治；極權政府同樣可以利用它來推行極權統治。君不見極權人物，他明明要殺人，明明要消滅異己；但他先“頒佈懲治反革命條例”。這就是使殺人合法化。殺人合法化，可以殺得振振有詞，殺得冷靜，殺得整齊劃一。從這一角來看，上述意義之下的“法治”，對於極權統治而言，如虎添翼：它使極權統治多一個“武器”。這個“武器”，可使極權統治之下的地區造成靜待宰割的“革命秩序”。悲夫！

依照這一番解析，吾人可知，上述意義之下的“法治”，根本是中立性的東西：它與民主政治並非有必然的血緣，固然真正的法治在近代系由民主政治衍產出來的。上述意義的“法治”之於民主政治，只是一種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並非充足而必要的條件（Sufficient…necessary　condition）。這也就是說，沒有上述意義的法治一定沒有民主政治：但有了上述意義的法治，而其他條件未滿足時，不必即有民主政治。由此可證：行上述意義的法治，不必是民主政治的保障，更不必是到民主政治之路。

海耶克教授在此指出，法治底根本著眼點是保障人權，保障無可侵犯的人權。這真是畫龍點睛之筆。有而且惟有從保障人權這一點出發來建構法治，並推行法治，才能實現貨真價實的民主政治。

法治的要旨

在自由國家，政府是遵行法治這一大原則的；而在專斷權力盛行的國家，政府不識法治為何事。這是自由國家與獨裁國家之間最大的區別。現在，我們且撇開一切專門題目不談，而討論一些原則方面的問題。一般說來，所謂法治之遵行，就是政府在採取任何措施或行動時，都依照事先規定的和宣示了的規律而行事。這樣的一些規律使我們得以事先確確切切知道，什麼情況之下，政府會行使其壓制權力。然後，我們根據這種知識，來打算個人的事業。自然，這只是一種理想，而且這一理想從未完全達到。因為，立法者和執行法律者都是人，人有人可能發生的錯誤。雖然如此，實行法治的主要之點是再清楚明白不過的。這一點就是，行政機構之行使壓制權力必須儘可能的少，愈少愈妙。（譯者按：這點剛好與極權統治相反。極權統治是行使壓制權力越多越好。良以極權統治主要依賴壓制權力以維持其存續。設有一朝失去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