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權力，極權統治必至崩解無疑。）吾人須知，當政府改變一般人民實現其目標時各自採取的方法，政府便是在這一範圍內限制了個人自由。遇有這種情事發生，依據法治，人民應須採取相當行動阻止政府幹擾個人的行為。在已知的民主政治規律以內，個人皆得自由追求其個人目標，以及設法滿足其個人慾望。無論如何，政府不應運用其權力以阻撓個人此種努力。（但是，在極權地區如蘇俄者，則“明令禁止”之事多至不可勝數。訓至人民一舉一動，動輒得咎。大家之生活，宛如飛蟲之誤入蛛網。——譯者）

我們在從前說過，經濟生產行為應由個人所決定，且此種行為永久在法治結構以內行之。可是，在計劃經濟下，如所周知，經濟行為則由一中央機構所控制。法治與專斷統治，這兩種政治是比較普遍的政治分野。而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這兩種經濟制度，則為法治與專斷統治這二種更較普遍的區別中之特例。在法治之下，政府底措施，系以固定的規律為依據。這些固定的規律，決定我們在哪些條件之下得以利用哪些可能得到的資源，並讓各個人自行決定用這些資源做些什麼。在行使專斷權力的政府統治之下則不然。在這種政府統治之下，政府常好把生產之事導向其政策所欲達到的目標。法律條文是可以預先制定的，是可依形式規律底模型來制定的。但是，在法治之下，這些規律之制定，並非為了特殊的個人達到其特殊的目標，或滿足其特殊的需要，這些規律只是滿足各個人之各種不同的目標之工具。這些規律之制定也，應係為一長遠過程作打算。在此長遠過程中，我們不能確知這些規律是否只便利某些特殊人物，而不便利其餘的人。（法律之公平精神才由此顯。——譯者）

集體主義這一類底計劃經濟，如付諸實行，必至與法治截然相反。在計劃經濟之下，主持計劃經濟的官方不能給個人什麼機會來利用資源。主持計劃的機構也不能預先限制它自己，來服從一普遍的形式規律。這種規律是可以防止其行使專斷權力的。就常理而論，官方必須滿足個人底實際需求，並且在許多需求中小心加以選擇。官方必須常常為個人決定問題，而這些問題不能僅靠一些形式的原則來解答。官方在作這些決定時，還得區別不同的人之不同的需要，看其價值孰大孰小。官方在作這些決定時，不僅不能從形式的原則推論出來，也不能從那預先為長遠時期的行動而建立的原則推論出來。官方要決定這類有關的許多細節，必須依照當時的特殊情況而定；並且，必須平衡各個人和各個團體之不同的利益。這麼一來，結果，有些人底看法便決定了誰底利益更為重要。於是，這些看法成為當地法規之一部分。這種法規叫做實質法規（substantive　rules）。

我們在以上所陳述的是形式規律和實質規律。這兩種規律之間的不同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必須予以注意。當然，在實際上，我們極其不易把這二者之間的區別劃分清楚。不過，其中所含的普遍原則，卻很簡單。我們根據形式規律可以預先知道，在某些情況之下，政府將要採取何種行動。形式規律中不包含時間、地點、或特殊人物。形式規律是藉著普遍的名詞表示出來的。因此，形式規律所能指明的，是一些典型的情境。任何人可以有機會置身此類情境之中。而在此類情境中時，形式規律就可以適用，來達到許許多多不同的人之不同的目標。依據這類形式的規律，我們又可以知道，在何種情境中政府可依何種確定的方式而採取何種行動；或者，政府要求人民依照何種方式而行動。我們一般人具有這種知識的話，便可自行計劃自己底事業。所以，形式規律是對於一般人有用的工具。我們之所以要建立形式的規律，為的是使一般人得以遵行，尤其得以在不能事先詳細規定的情境之下遵行。在實際上，我們不知道這種規律之具體的結果為何，我們也不知道這種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