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外貿局一分十幾個公司，缺人缺得不得了，上面要我挑頭組建一個進出口公司，你過來，保證你在短期內房子也有，票子也有，位子也有。

當時，我還抱在媽媽的懷裡，爸爸是一個永遠也長不大的大男孩，他自己都需要別人來照顧，他怎麼來照顧我呢？媽媽如果出去闖蕩，整天要出差，勢必要傷到我。媽媽權衡再三，放棄了，安心地在校園裡上班下班。如今，二十年多年過去，當年邀媽媽出去的叔叔現在已經是一個很高位的官員了。許多年後，她講到這件事，言語中竟然也沒有遺憾。她說：適合他的，不見得適合我。

同樣的事在80年代末又上演了一次。當時前蘇聯政局動盪不安，國家要派許多觀察員去前蘇聯。媽媽曾經是學俄語的，她當年的班主任就找到她，讓她來“蘇聯問題研究所”，擔當去蘇聯的文學觀察員，媽媽這一次是真動心了，她就跑到校黨委要求請調工作。89年我正好上小學一年級，很頑皮的，不想做作業，整天就想著玩、玩。媽媽就兇我、打我的屁股，爸爸不讓打，說媽媽是粗暴的教育，要由他來管我。你想，爸爸怎麼能管我呢，他管自己都管不過來呢。幾天的作業一不交，爸爸也沒招了，權力又迴歸媽媽，由此也斷了媽媽去蘇聯的念頭。

多少年後我分析了媽媽的當時心態，其實這是她潛意識裡不思進取、安於現狀的一個託詞。總以為別人離不開她，其實是她離不開我們。

那時候，爸爸媽媽住一間房子，我住另一間房子，夜裡，我想上廁所，可我不敢起來，我怕鬼，又不敢說，我就那樣憋著。與別的很多小朋友相反，他們生怕家裡多一個孩子於他少了一份寵愛，而我則常常纏著媽媽，讓她再給我生一個弟弟或妹妹。長大了，我仍然怕鬼，仍然有這個顧慮。媽媽就對我說，這個世界最可怕的不是鬼，是人，只有人才能幹出“鬼”事來。

所以，她不希望爸爸當官，這是她不思進取的又一個表現。在這個官本位的年代，沒有哪個女人不希望自己的丈夫當官的，可是，她就不希望。她老是對爸爸說：你不適合，你還是埋頭做你的學問吧。爸爸中學時代有幾個野心勃勃、處心積慮想往上爬的朋友，媽媽一個都不喜歡，她不讓爸爸和他們交往。時至今日，那幾個人都當了頭目，整天在那裡“彈鋼琴”，用他們的話說就是今天挑撥挑撥這個，明天撥弄撥弄那個，以此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她也不要我走仕途之路，從小就不讓我當幹部，儘管我一直在當。上高中時，要填一個表，表上要寫上你在初中做過什麼職務，她讓我把這一欄空著。到了上大學，我說要競選班幹部，她來電話不同意。結果我告訴她我已當上了班長，她卻說：“不想當士兵的兵不是好兵。”完全跟人家說反了，人家都說“不想當元帥計程車兵不是好兵”。直到如今，我才明白了，一個人如果連一個普通老百姓都做不好，又怎麼能當官呢？有一個貪官在懺悔自己的罪行時說：職務高了後，忘記了黨的培養，忘記了自己的職責，把自己混同與一個普通老百姓。好像老百姓是最壞的人，老百姓能幹那些壞事似的。這樣的人就是沒有當好老百姓的人。

“當官要有當官的素質，我們家的人都太感情用事，不能當官，儘管我們有能力。”這是媽媽說的。

媽媽當年那個中文系副主任是全系教職工無記名投票選的，按照她的行事方式和她的性格，不會有人白白地送她一個官的。

三、讓我不敢模仿的女人

我現在已經坐在大學的課堂裡讀書，自習之餘寫點小文章。寫到這裡，我忍不住停下來掏出手機來給媽媽打個電話。

媽媽來信說：父母都很想你，你的爸爸，對你不苟言笑的爸爸，不是個感情外露的人。他對你的想念是浸透在骨子裡的想念。經常在夜裡，想你的時候，他會一個人跑到你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