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對任何激情的崇拜，後來發展成了對國家、對領袖的盲目崇拜和服從，走向了自由主義的對立面。而國家崇拜論則把天主教給予教會，甚至於是給予上帝的那種地位、權力都給了國家，給了所謂能“體現國家精神”的領袖。霍布斯、盧梭和黑格爾分別代表了這種理論的各個不同方面，而他們的學說在實踐上就在拿破崙和後來德國希特勒等集權國家和獨裁者身上真正體現了出來。

自有人類以來，國家便一直有著兩大關切，一是建立某種傳統結構，二是這種傳統結構已變得破敗不堪時，人類社會便努力摧毀這種傳統。沒有傳統，文明是不可能的；沒有對這些傳統的破壞，進步也是不可能的。困難的問題就在於如何在穩定與求變之間取得平衡。很顯然，自由主義和紀律主義的每一方都是部分正確而又部分錯誤的。社會傳統的秩序固然必要，但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也應得到相應的肯定。每個社會都受著這樣兩種相互對立思想的困擾和威脅：一方面是由於過分講紀律與尊重傳統而產生的僵化使社會失去了活力，另一方面是由於過分強調個人自由和權利因而導致國家的混亂或解體。可悲的是，歷史中往往就是非此即彼。不是完全的自由無政府狀態，就是極其嚴厲的國家紀律體制。

一般說來，文明和復興都是從一種極端醒悟改過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並在一定階段達到其輝煌時期；這時，舊極端有益的方面雖逐漸減弱但卻仍在使社會獲利，而走向新極端的弊病還沒來得及發展和顯現。但是隨著新極端其先天弊病的發展，必然會走向另一次整合與調節。

外國如此，中國也如同一般。當年劉備取得成都，諸葛亮遂改訂治蜀條例，概從嚴峻。法正對諸葛亮言道：“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公初至益州，亦應緩刑弛禁，借慰民望，奈何反從嚴峻呢？”亮正色言道：“君但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尚苛法，高祖不得不從寬；今劉璋闇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無法已久，我今以法率民，法行然後知恩，以爵限吏，爵加然後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方可挽回宿弊，否則恐復蹈故轍了。”法正聽後甚為佩服。從此之後，蜀內吏民各守法規，一改往日那種上疲下玩、世擾俗亂之風，以致形成了大法小廉、政平訟息的太平景象。這也可謂是亂國用重典，衝氣為和之例。

古今中外，萬事一理。所以，　〃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既是老子在綜合萬事萬物中提煉出的宇宙真理，又是出於對事物各種極端弊病的深刻認識開出的一條萬應妙方。不能衝氣為和，事物必然會走向它的反面。

【漫談】法國前總統戴高樂曾說：“我們拉丁民族不善於搞政治。我們感到要在秩序和自由之間搞平衡是很難的。我們老愛走極端……不是秩序太多自由太少，就是自由太多秩序太少。〃

【漫談】　“和”也類似古希臘哲學家亞力士多德〃黃金中道〃的觀念：德行就是兩個極端之間的中道，而每個極端都可謂是一種過錯。這一點可以由考察各種不同的德行而得到證明。勇敢是懦怯與魯莽之間的中道；磊落是放浪與猥瑣之間的中道；不亢不卑是虛榮與卑賤之間的中道；機智是滑稽與粗鄙之間的中道；謙遜是羞澀與無恥之間的中道。走極端，則會將一個好的行為演變成邪惡。所以，和平傾向蔓延開來時，要防止綏靖主義；鬥爭興起時，要注意莫誅連九族；反保守時，莫要冒進；強調傳統時，莫要形成閉關自守；要求民主時，莫要趨向了自由的無政府主義；整頓秩序時，莫要演變成牢獄人民的專制；等等。孔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並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己”“過猶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