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學生，更加重要。

在這五年的時間裡，桑充國創辦的報紙，已經成為大宋中心地區與精英階層非常熟悉的事物，這種習慣的養成，遠比《汴京新聞》的地位更重要。

……

五年的時間，能發生的太多，但是不能發生的，也一樣多。

在寫作的時候，我常常不自覺的想，我寫的東西，在宋代有可能實現嗎？有時候我覺得可能，有時候我覺得不可能。

我也會常常去思考，王安石變法時代的宋代，面臨的真正問題是什麼？我記得有一次和一個朋友在ＭＳＮ討論宋代的役法，我向他略略介紹了聶崇歧先生在《宋役法述》中指出，宋代役法最困擾百姓的，無過於衙前與弓手，他很認真的對我說，弓手應當廢，百姓能寬得一分是一分。當時我又是好笑又是感動——因為我自己常常也會代入那個時代。我也會由衷的去考慮那個時代本身面臨的問題，這個時候，我就不會去考慮一部分讀者希望看到現代社會在古代復現的心理了。

我常常會在歷史與幻想之間徘徊選擇。

我相信能有自知之明，我現在對於宋代的知識儲備，並不足以寫一部宋代的歷史小說；而且《新宋》的本質，依然是一部歷史幻想小說。這個故事，離不開幻想。而幻想，需要不斷地看到技術的進步，社會的發展，主人公的得意——我一直小心的控制住這種幻想，不要過份的遊離於歷史之外。以至於我有時候也會鬱悶，我為什麼不讓趙頊擁有現代人的知識，而要選一個石越去白手成名？我為什麼不能放任的科技的爆炸，偏偏要小心謹慎的把一切技術，控制在手工業時代？

有時候我甚至會自嘲：我這是做婊子又要立牌坊。

但是我始終堅持這個風格，不僅僅讓石越戴著鐐銬跳舞，而且也讓自己戴著鐐銬寫作。這不僅僅是因為有讀者的喜歡與支援，也是因為我相信這樣的幻想，更能引起讀者的思考。

小說需要的是傳奇，歷史和幻想本身是矛盾的。我常常說，戲劇性多一分，真實性就少一分。但是另一方面，真實也可能就是戲劇。我根據歷史的脈絡，編織著情節的發展，卻無法也不可能準確的計算前面的改動對後面的影響。因為什麼時候是歷史，什麼時候是幻想，只能依賴於我的感覺。

幸好，我的歷史哲學告訴我，歷史是偶然的。所謂的必然，不過是“偶然”發生之後，人們對它的一種承認。換句話說，任何事情，沒有發生的時候，都只存在“偶然”；發生了之後，便只存在“必然”。這個觀點不需要得到別人的認同，歷史哲學不過是我們認識歷史的工具與方法論，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看歷史。我告訴讀者的，只能是我站在的這個視窗所能看到的風景。

雖然我同樣也有一種衝動，想告訴別人，你們看到的都是錯的，只有我看到的才是對的。但是理智告訴我，真相不止一個。

所以當我在編織幻想的時候，我可以放心的相信自己的感覺。因為，它雖然不可能是全部的可能，但必然也會是可能之一。作為作者要做的，不過是盡其所能，讓讀者也覺得那是可能的。

在寫完上面的話之後，我回去頭，又重新將第一卷讀了一遍。

這時候我才覺得讀者真的非常的寬容。

當我回過頭去讀第一卷的時候，發現有很多語句，根本是不通的！而我的描寫，十分之八九，倒正顯出了我語言的匱乏——可居然還有人說我的“文筆好”！

還有一個最大的毛病，則是我常常用大段的旁白來強行推動情節的發展。從客觀上來說，這自然是為了保證文章的節奏不至於太慢，但是也無可置疑的證明了我寫作技巧的不成熟。

我想這些毛病，在以後的章節中，我會盡量的改進。

人總是在發現缺點後才能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