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值得他來一一操心。但是此事不知道為何，石越卻非常不明智的插了進來，雖然石越的觀點，司馬夢求無法苟同，但是事已至此，在司馬夢求看來，如果能證明文煥不是真心降敵，那麼石越至少還可以消除此事的負面影響，甚至得到一個“知人之明”的美譽，並且在大宋朝的武官心中，留下一個不錯的印象。易地而處，司馬夢求卻是知道，大部分武官，是並不想戰死的，那些慷慨死節者，有一部分固然是為了道德理想而心甘情願就死，但另一部分，卻是被道德所逼。相比起投降、被俘要受到的汙辱與歧視，甚至累及到家族的聲譽，自然還不如戰死的好。畢竟，在當時來說，大部分人都很重視自己的家族。這次文煥被傳降敵，事情尚未得到證實，整個文家都已經抬不起頭來，許多的親朋戚友，以前以有一個武狀元的親友而驕傲，現在卻是羞於提起。

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這種社會力量是如此的強大，深入人心，石越卻公開上奏章表示質疑，請求朝廷寬容對待那些力戰被俘後降敵的將士，卻是觸犯了整個社會的忌諱。這件事若是在五代十國時期，也許是平常之事，但是這是整個社會的精英階層大談氣節、大講華夷之防的時代，也是一個統一國家建國一百年以後的時代，一個深受國恩的武狀元，向夷狄投降，大宋朝只怕難以寬容地對待他！

而且司馬夢求也是從心底裡認為：這樣的人，只是貪生怕死的敗類而已！

司馬夢求跟隨石越幾年，素知石越行事，一向謹慎而目光長遠，這時候忽然知道石越為文煥辯護，立時就想到石越必然另有極深的政治意味，雖然自己並不認同石越的這一觀點，但是自己與石越，不僅有知遇之恩，更是休慼與共，石越亦是自己實現抱負的寄託者，所以，他也只有站在石越一邊的立場，來替石越滅火。

但是這一次，他卻沒料到，石越只不過是在堅持自己的價值觀而已。

因為石越認為，政治雖然主要看成敗，但是政治也需要講是非的。哪怕某些堅持在政治上會顯得幼稚，但是也必須堅持。

癸丑科武狀元文煥降夏的流言早就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傳遍了汴京，而石越的奏章雖然沒有明發邸報，但是因為這是一份普通的奏章，並沒有刻意保密，竟然也不知怎麼便流傳了出來。

頓時，初入夏季的汴京城，一片譁然。

這份奏章似乎從一個側面，證實了武狀元文煥降夏的謠言，而《皇宋新義報》刊登了對陝西安撫使石越罰俸一年的處分，又從側面證實了這份奏章的真實性

引起爭議的，不是文煥的投降——儘管這件事情未經證實，各大報紙的編撰們本著謹慎的態度，沒有進行正面的攻擊，但是字裡行間，已是顯露出極度的輕蔑與譴責。這一點上，除了《海事商報》尚未得到訊息，尚無反應外，《新義報》、《汴京新聞》、《西京評論》的態度，都是出奇的一致。真正有爭議的，是石越的奏章！

整個汴京城，上至禁中政事堂，中至士紳學子，下至酒樓街頭，都在議論石越這篇驚世駭俗的奏摺——後世稱為《論宣節副尉文煥無罪札子》。

沒有人想到石越會為區區一個宣節副尉辯護，更沒有人石越會提出如此“不可思議”的主張——“若力戰而竭，被俘亦可謂之英勇；苟無所害於社稷，困於窮途，不得已降敵，亦不必視為叛臣！此輩雖少節義，然已無負於國家。”

難以接受！

這是整個汴京的第一反應。

但是上這篇奏摺的，卻是石越！幾乎已取代王安石，被稱為“孔孟之後第一賢人”的石越。是學貫古今又能推陳出新，言人不能言，道人所不及道的石越；是在大宋士林中舉足輕重的石越！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但是你無法不重視他的觀點。

這就是石越在熙寧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