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而且有變本加厲的危險。由此得出的邏輯結論是：“如果官僚體制不徹底改革的話，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許還會重新舉起‘文化大革命’的旗幟。當他們受官僚主義氣時，就會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當權派在群眾面前俯首帖耳的情景，那時他們就會忘記‘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切惡果。”

不能遺忘的思想遺產（6）

這表明，那一代人對“文化大革命”的“惡果”是看得很清楚，而且是心懷警戒的。而且他們在“革命”與“改革”（改良）問題上也有清醒的認識。在回答“我國應該進行改革還是革命？我們現在進行的是改革還是革命？”的提問時，回答是明確的：“我們不但要考慮‘應不應該’，而且要考慮‘可不可能’。我國目前沒有可能革命，只能進行改革，它目前進行的也是改革，我正在做的也是改革。”而他們所著重的，正是官僚體制的改革。因為在他們看來，只有用“改革”（改良）的方式來逐步解決官僚體制的問題，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從根本上解決產生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問題，才有可能避免因矛盾的激化而爆發革命，避免“文化大革命”的“惡果”再度發生。否則聽任官僚主義者階級的發展，那麼，對歷史上的“文化大革命”的理想化，是不可避免的。

毛澤東：“革命家”，還是“偉大的馬列主義者”？

這一代人是在毛澤東時代長大的，如前文所引，對競選人的調查表明，他們中許多人從小就崇拜毛澤東，並積極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參加“文化大革命”；因此，如何評價毛澤東，也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

1980年的競選者和他們的同代人對毛澤東的評價，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其一，在對16位競選者的調查中，談到對毛澤東的評價，除一人表示“待研究”外，其餘15人都認為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人物，即使“犯有嚴重錯誤”也不失其“偉大”。另一方面，在被問及“你最敬佩誰”時，只有一人回答：“還是毛澤東”，其餘都另有選擇，其中有5人選擇了周恩來，還有一人選彭德懷，一人選陳雲。

在競選人看來，“對於毛澤東主席的評價的變化，是中華民族思想和政治改革與進步的重要標誌”。這是因為，正是長期以來，將毛澤東視為“黨的絕對權威和‘神聖的神’”，由此形成的“跟著毛主席就是勝利”的觀念，使得無論是老一輩的革命者，還是年輕的一代，都在“文化大革命”中盲從於毛澤東，“從而幾乎摧毀了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我國人民幾十年積累的人力、物力，我國人民幾千年創造的文化財富。這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最沉重的教訓之一”。他們又指出，“在我國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傳統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中，對曾被譽為我黨、我軍和我國的唯一締造者的毛澤東主席的評價是較核心的問題之一。對這個問題的重新考察，勢必引起一系列與之密切相關的理論問題”的重新思考，以及對傳統理論進行“徹底的批判和審視”，這都將帶來思想、理論的新的解放。

在破除了神話、迷信以後，如何科學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競選人中就產生了不同的意見。在前引調查中，16名競選人中有10人認為毛澤東儘管有嚴重錯誤，仍不失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有5人認為毛澤東僅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1人表示“待研究”而沒有正面發表意見。有論者認為，毛澤東“對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起到了某種意義上看來是決定性的貢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之一”，“不愧為偉大的中國革命家”。他強調，毛澤東緊緊抓住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和革命性”，認為馬克思創造的龐大的理論體系，“其目的只是一個，就是要證明無產階級造反不是胡鬧，而是有道理的是必然的”，因此，他的著力點在革命實踐，是一個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