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過身去看著門口。驀地，她的臉色發青，整個人像癱了一樣，只說了這麼一句：“就是到了地獄裡，我也能聽出來這是誰的腳步聲。”這時候，我們朝門口望去，只見大夫站在那兒，站在門檻處，兩眼盯著我們。

我對女兒說：“‘小狗’要是活著，一準會用皮帶把他們一個一個地拴到這兒來。”我扭過臉去看了看停放棺材的地方。我在想：還在大夫離開我們家的時候，我就認為，我們的行動是受一個至高無上的意志支配的。無論是竭盡全力地抗爭，還是像阿黛萊達那樣除了祈禱什麼也不幹，我們都沒法抗拒這個至高無上的旨意。

我朝棺材走過去。長工們無動於衷地坐在床上。我似乎從飄浮在死者上方的空氣中呼吸到一種苦澀的東西，那就是把馬孔多引向毀滅的聽天由命的氣氛。我想，鎮長既然已經答應可以下葬，大概不會耽擱太久。我知道，屋子外面，在暑氣蒸人的大街上，人們正在佇候著。婦女們趴在視窗，急不可耐地等著看熱鬧。她們從窗戶探出身來，久久地待著不動，忘記了爐上的牛奶已經煮沸，米飯也燒乾了。不過，我認為即使這樣一種微不足道的叛逆表現，也勝過那些受人壓榨、自甘墮落的人們的行為。還在舉行大選的那個禮拜日以前，他們的戰鬥力就很分散。大選一來，他們到處奔走，籌劃對策，結果還是一敗塗地。他們自以為可以決定自己的行動。其實，一切早已安排妥當，命中註定那些事情一件接著一件發生，最後把我們引到了今天這個禮拜三。

十年前，在馬孔多陷於破產的時候，那些希望重振家業的人，如果能夠通力合作，本來滿可以恢復元氣。他們只需要在被香蕉公司毀掉的田野上，清除叢生的雜草，重整旗鼓再幹一番。可是，“枯枝敗葉”已經被訓練得沒有這份耐性。他們不相信過去，也不相信未來，只看得到眼皮底下，只圖今朝有酒今朝醉。沒過多久，我們就發現這些“枯枝敗葉”已經走了，而他們一走，根本就談不上什麼重建家園。“枯枝敗葉”帶來了一切，又帶走了一切。他們走後，小鎮變成了瓦礫場。接下來就是那個禮拜天——在馬孔多舉行的那場爭吵不休的大選的最後一天。那天夜裡，廣場上放了四個裝滿燒酒的大甕，供警察和警衛盡情享用。

那天晚上，雖然鎮上居民的火氣很大，“小狗”還是能控制住他們。要是今天“小狗”還活著，他準會提溜著一條鞭子，挨家挨戶地把他們趕出來，參加大夫的葬禮。“小狗”用鐵的紀律約束著他們。直到四年前（我生病的前一年）神父去世以後，人們還是狂熱地遵守著這種紀律。每個人都從“小狗”的庭院裡掐一些花朵，折一些枝條，帶到他的墳塋前，向他表達最後的敬意。

只有大夫一個人沒有參加神父的葬禮。然而，恰恰是因為全鎮人都硬著頭皮、死心塌地地服從神父的約束，大夫才能逃脫一死。那天夜裡——就是在廣場上放置四大甕燒酒的那天夜裡——馬孔多遭到一夥武裝暴徒的洗劫。鎮上居民戰戰兢兢地把死者埋進大土坑。大概是有人想起了在大街拐角還有個大夫，於是，他們把擔架抬到大夫家門口，大聲喊叫（因為他不肯開門，只在門裡邊說話）：“大夫，您來看看傷員吧，別的醫生顧不過來啦。”他回答說：“把他們抬到別處去吧，我不會治病。”他們又說：“我們只剩下您這一位大夫了。您可得發發慈悲呀。”他還是不開門，鬧哄哄的人群估摸著他一定是站在屋子中央，手裡舉著燈，燈光照得他那兩隻冷酷的黃眼睛閃閃發光。他說：“治病的事兒我全忘光了。把他們抬到別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