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是外行，但在拜讀這篇文章之後，卻真是感到中國收藏界對珀西瓦爾？大維德（Sir　Percival　D*id，1892—1964年）的瞭解太少了。大維德是西方研究中國古陶瓷最負盛名的學者和權威，他的收藏已經成為西方乃至中國陶瓷收藏者引以為參照的重要依據。其實，早在三十年代中期，他已經出版了《大維德藏瓷譜》，當時僅印刷了三百餘部，並由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先生介紹，請院古物館館員滑仙舟先生題寫了書名。大維德曾經翻譯過中國的《格古要論》，但我以為這絕不僅僅是翻譯作品，而是一位收藏家畢生實踐的心血凝結。

1961年，大維德已屆垂暮之年，他聽說臺北故宮博物院將赴美國舉辦藝術展覽，立即從倫敦飛赴美國，並向主辦方提出了一個非分的要求，懇請他們讓他觸控那些令他魂牽夢縈的瓷器。用我朋友的話說，這是他向中國古代工匠們作最後的告別。

也許，這就是一位收藏家對屬於全人類藝術品最真摯的情感——儘管這些藏品並不屬於他個人。

從小讀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常常為趙明誠與李清照收藏金石古籍的故事所感動。他們經常在歸來堂品茗對坐，兩人相互以所藏古物命題稽考對方，“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每在相國寺收集到藏品，則“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這種夫妻之間的雅趣，讀來令人神往豔羨。有時遇到一件古器而又囊中羞澀，甚至“*市易”。某次有人拿來一幅徐熙的《牡丹圖》，索價二十萬錢，第二天即要付款。兩人相對無眠，對著古畫展玩品評了一夜，終因湊不齊二十萬而在次日將畫還給人家，於是“夫妻相向惋悵者數日”。正是經過他們鍥而不捨的努力，才在經過二十年之後，完成了《金石錄》。遺憾的是，當李清照為《金石錄》作序時，她與趙明誠數十年珍藏的文物已經蕩然無存，於是才有了“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的慨嘆。每讀至此，我總會潸然淚下，這種感動，或許並不僅是對他們藏品流散的惋惜，也是出自對這種無奈的達觀所感到的切膚之慟。

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箋》中非常詳細地記述了他是怎樣以鑑藏鐘鼎卣彝、書畫碑帖、窯玉古玩、文房器具度過閒暇的時光：“拓字松窗之下，展圖蘭室之中”，於是感喟“一洗人間氛垢矣。清心樂志，孰過於此”？清代李漁在《閒情偶記》所說的“妙在身生後世，眼對前朝”，大抵也是這個道理。

收藏之道，歷史久遠，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就已經開始重視對前代器物的收藏。但《左傳》所稱的“文物以紀之，宣告以發之”，指的是歷史遺留的禮樂典章制度，與我們今天所稱的“文物”含義是不同的。隋唐時期對文物的理解更為廣泛，駱賓王“文物俄遷謝，英靈有盛衰”、杜牧的“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淡雲閒今古同”，不僅指的是文獻和文物，同時也包括了歷史遺蹟。

其實，對於文物和文獻的保護與收集，自漢代以來就已形成傳統，歷代皇宮中都收藏有珍貴的圖書典籍和文物藝術品。西漢武帝設定秘閣，收藏圖書；東漢明帝好尚丹青，別開畫室。漢唐以來歷代王朝都收藏和聚斂了大量的文物，甚至後蜀孟氏、南唐李氏小朝廷的收藏也十分豐富。在中國歷史上，每當王朝更替，都會有大量文物毀於兵燹水火，倖存部分或為新政權接收，或散失於民間。唐代的《貞觀公私畫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