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倘若所薦之人品秩太高，吏部根本不需要什麼理由，便可直接打了回票。其實就連皇帝，若欲用之人資歷不足，又想吏部超擢——哪怕只拔一級——超過了八百石墨綬長吏，吏部都是可以加以駁回的。當然啦。僅僅制度如此，但制度終究是由人來執行的。尤其還存在著一個理論上擁有無限權柄的皇帝，即以曹操的威勢，再加陳群的謹慎，想做得更過份，那都有可能透過。

只是其後就可能是御史上奏、公卿諫阻，同時紛紛彈劾透過這一任命的吏部諸官……

而曹丕就正好踩在了這條紅線的後面，並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所推薦的最高也不過六百石縣丞，而且資歷足夠，只是要在具體任官位置上請陳群加以照顧而已——同樣的六百石，在中央為官和在地方為官，在畿內為官和在偏遠郡縣為官，含金量都要天差地遠。

曹丕是想要藉此培植自己的黨羽，陳群本是曹丕一黨，對此心知肚明，只要別太過份，也自然開放綠燈。只是原意是想他們透過難得的軍輸工作博取功勞，誰想投資越大，風險也越大，最終大多栽在了這件事上……

尤其馬齊乃因賄而得官，問題就更加嚴重，所以曹操直接命令曹丕休棄柴氏，將之逐出宮去。甄堯和曹徽的罪過就沒有那麼大，所舉薦的都是親朋，貌似查不出什麼利益往來，而且那倆雖然同樣丟了性命，終究不是主犯。據說甄堯被其妹甄氏領著，直接跑曹操面前去磕頭請罪，並且表示願意削去自己的爵位，曹操也便不為己甚，訓斥甄堯一頓，降等了事——由亭伯而降亭子。

至於曹徽，年紀還小，就當他不懂事，曹操下令他跟兄長曹丕一般禁足，一年內不得外出，且削曹徽並其母宋夫人俸祿之半。

本來對於這些薦人的處罰就已經夠嚴厲了，而對於出問題的人本身，更是毫不容情，正如廉昭所說，是“枉法非刑”。即便主犯馬伯庸，偷盜軍糧之罪合當受戮，也未必到得了棄市的程度，不必顯戮，隱殺可也。所謂的“庾死”，若在詔獄之中，其實大多是秘密絞殺——那可是天子過問之案唉，誰敢讓囚犯莫名其妙地就掛掉？

馬伯庸論罪尚且如此，那麼從犯們更沒有棄市的理由了，真要按照刑律判罰，就算再重也不過遠流而已。可是曹操就是這麼不講理，指使有司取了這些人性命，並且還陳屍西市，以向全天下人展示朝廷的威嚴。

對於這一點，桓範判斷的一點兒都沒有錯，曹操是因為西征未竟全功，所以諉過於這些低階官吏。而且另一方面，本來打算秋季興師，一舉而滅掉劉備的，即便劉備搶先發兵關中，進而安然撤退，曹操也想賭一把，兵臨漢中，去殺對方一個防備不及。結果就因為糧草出了問題，被迫退返洛陽，曹操是越想越光火，而且越想，就越覺得若沒有這一出，自己很有可能就已經把蜀中給拿下來啦。

所以他才對這些涉案官員零容忍，對於舉薦這些官員的貴戚同樣不留情面。漢代已有舉主連坐之罪了，但因應具體情況，論罪與否，差別還是相當之大的。比方說我當郡守的時候，舉薦了一名屬吏，然後事隔二十年，我已經是朝廷三公啦，昔日所舉屬吏牧守郡縣，然後犯罪了……難道這也要我連坐不成嗎？那誰還敢舉薦官員了？再如《三國志》上記載：“太祖以（荀）彧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為揚州，韋康為涼州，後敗亡。”曹操也並沒有因此而責怪荀文若。

尤其魏朝不再實行完全的察舉制度了，即便舉人，也必須先經過吏部遴選，具體分配也得看吏部安排，所以大可把責任推卸到吏部身上：不是我所舉非人啊，是你們用非得所，那怪得誰來？曹丕給陳群批條子，其實真正能夠牽累到他的，就只有一個馬伯庸，一則此人主動犯下重罪，也非疏忽，也非瀆職，二則他跟曹丕無舊，乃賄賂得官。只是馬伯庸罪過再大，也不過六百石小吏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