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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島和長崎歷經25年從戰爭的廢墟中得以重建，而且如今這兩座城市均人口眾多、欣欣向榮。東京同樣如此。儘管火焰燃燒彈將其最富民族風情的東西從地球上永遠抹去了，如大多數東京傳統木結構建築在戰爭中毀於一旦，而如今，它們已被林立的現代公寓大廈取代，成為當今世界上最昂貴的地段。

至少在理論上，正如日本的情況，對於貧困國家而言，戰後迅速恢復是有可能的。但是當經濟理論遭遇戰後社會現實時，情況並不是與我們所預計的情況相符。在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想化描述中——只要進行恰當的投資，人力和機器就能合而為一從而使國家恢復往日的輝煌，我們忽略了在決定國家重建速度中有可能發揮重要作用的其他許多經濟機制。*和經濟黑幫製造的持續的政治動盪有可能阻礙戰後投資，如許多非洲國家衝突中出現的情況。

政治本身也可能被武裝衝突改變。當舉國上下一致對敵時，戰爭往往能夠激發更廣泛的政治參與和社會進步。政治上受壓迫者——婦女、少數族裔、無地工人獲得解放一直是許多戰爭的積極“副產品”，美國亦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婦女獲得投票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爆發了黑人的民權運動，而越南戰爭年代的混亂為美國政治注入了新生力量並推動了現代女權主義運動的開展。這些政治變化能間接為經濟學家所謂的“公共產品”帶來更大規模的投資，如之前遭邊緣化的教育和醫療保健投資，而此類投資有益於社會整體。

戰爭本身也能刺激並推動戰後經濟增長的技術創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隨著美國和德國爭相設計出速度更快的轟炸機、研究出更為精確的投彈方式，雙方在戰場上的對抗導致了以技術作支撐的軍備競賽。隨之出現的技術創新推動了速度更快的商用噴氣式飛機的研製，併為現代計算機技術奠定了基礎，在其刺激下，戰後經濟增速再創新高，波音公司如今日入億萬美元便是這些早期技術革新引發後期經濟效應的一個例證。

投資、政治、技術，戰後重建的長期結果是這幾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但為了解釋清楚這種因果關係，我們需要資料，而這恰恰是遭戰爭摧殘的經濟體通常無法拿出的東西。然而，儘管美軍無法徹底消滅越南共產黨，他們至少對自己所進行的嘗試作了相當詳細的記錄，這為我們提供了揭開越南從對美戰爭中迅速恢復之謎所需的資訊。揭開這層神秘面紗，應當有助於我們弄清楚如何幫助其他遭戰爭蹂躪的國家在暴力結束後迅速恢復生機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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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之王

戰爭期間，美國飛行員在任務日誌中記錄了每次轟炸任務的細節，這些資訊被即刻傳達給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結果，位於國家檔案館的防務安全協作機構將1965年到1975年由美國及其盟國的飛機和直升機投放的所有爆炸物上的資訊收集在一起，提供了一份有關美軍對越南轟炸的完整資料。為何我們有這場戰爭令人震驚的資料，而其他大部分衝突在資料方面卻都是“黑洞”？也許這就是當你安排一位經濟學家負責一場戰爭的整個運轉過程時會出現的情況。時任國防部長的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這位曾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學受訓的經濟學家和後來的世界銀行行長，制定了這一詳細的資料系統以便詳細記錄其麾下軍隊的績效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