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由衷的謝意！我因心存此念，當發現抄本《北紅拂記》之後，我用了不少時間去圖書館查閱有關邵銳先生的傳記材料，以求弄清他的家世生平，乃至他抄錄《北紅拂記》及其他戲曲珍本的真實經過和目的。

在《邵銳手抄曹寅（北紅拂記）的發現及內容》的報告中，由於篇幅的原因我只粗略地介紹了《北紅拂記》抄本的概貌。實際上，邵銳手抄的戲曲珍本共一函五冊，由於每冊上沒有標明前後次序，很難確定哪一本是第一冊，哪一本是第二冊。我只是依當時開啟函套後的排列次序認定《嬌紅記》是第一冊，《牧羊記》是第二冊，《紅紗》（內有《碧紗》、《挑燈》）為第三冊，《玉梅亭傳奇》排在第五冊。《北紅拂記》排在第四冊首篇，後有《帝妃春遊》（小泉程士廉撰）、《汾祠記》（少芸生填詞），合為一冊。但是，我從這五冊抄本的鈐印、題記內容看，邵銳當年抄錄這些珍本時是用散裝紙，抄完後又加合訂為一冊。例如，與《北紅拂記》同在一冊內的《帝妃春遊》有題記雲：“蒼龍在庚辰孟秋既望杭人邵銳迻錄於京之菰香館”，下鈐方形陽文“邵銳抄錄之記”。又如，在《挑燈》（全名應是“小青娘挑燈閒看牡丹亭”）末頁題記：“龍在庚辰祀灶前一日杭州邵銳茗生據倘湖小築本迻寫”。《嬌紅記》一冊末則記“辛巳邵銳迻寫”，下鈐方形陰文印“邵銳字茗生”。庚辰為1940年，辛巳為1941年，而《北紅拂記》記為“癸未”，則是1943年。1941年所抄《嬌紅記》恰為一冊，而1940年所抄的《帝女春遊》、《汾祠記》篇幅較少，故與1943年所抄《北紅拂記》合為一冊，顯然是為了各本厚薄一致而採取“配裝”，絕不是按抄錄年份裝訂。由此可見，邵銳在抄錄這些戲曲珍本時非常用心、細心，而諸多題記也為我們後人考察抄本的抄錄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證據。

那麼，邵銳又是怎樣的一個人呢？據我目前已經查到的資料看。邵銳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905年生。字茗生，齋號“澹寧書屋”、“菰香館”。青年時就讀北京通才商業學校，並從這裡畢業。曾任黑龍江省財政廳秘書，北京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為考古學社社員。著有《宣爐匯釋》、《衲詞楹聯》。從其所抄戲曲珍本情形看，邵銳本人對戲曲亦當非常熟悉和熱愛，或為近代戲曲專家。

為伊消得人憔悴（4）

在邵銳手抄的五冊戲曲珍本上我還看到鈐有“邵章長壽”、“伯褧”、“伯褧七十已後作”三方印記。經查核，邵章乃邵銳之父，字伯炯、伯綱，一字伯褧，號倬盒、倬庵，又署崇伯、舊史館。光緒二十九年進士。留日，畢業於法政大學，善書法。著有《倬褧遺稿》、《雲蹤琴趣》（詞集）、續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等。邵家在杭州亦屬詩書名門，與著名學者邵懿辰為本家，其弟邵羲亦有傳，絕非“尋常百姓家”。

在此還特別需要補充兩點：一是《北紅拂記》究竟是十出還是十一出？二是《北紅拂記》戲文的具體內容問題。第一個問題，抄本上作十一出，除第一齣無標目外，第二齣標目“朝回”，第三齣標目“謁見”，第四齣標目“私奔”，五至六出無標目，第七齣標目“觀棋”，第八齣標目“贈家”，第九齣標目“採藥”，第十齣標目“傳書”，第十一出標目“瀝酒”。但是作者“柳山自識”說僅得“十出”，其友人毛際可，程麟德在序跋中亦說是十出，而非十一出。此外，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匯考》考記清初刊本“凡十折”。據此似乎可斷定曹寅當日撰《北紅拂記》只有十出，抄本中的第五至六出，應為一出，缺標目，抄者未經核對誤為“十一出”。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即曹寅當日確只撰十出，但後來興猶未盡加寫一出於後，實為今日所見抄本之面貌。我的認識較傾向前一種判斷——應為十出。造成這種錯亂現象究竟是車氏遺稿本就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