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別不明）、龍英華（哲學系學生）、陳愛文、江文（中文系學生）、錢如平（數學系學生）；標以“*”的，則摘自人所熟知的《鄧小平文選》中《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今天人們不難發現，1957年青年學生的議論與1980年黨的領導人對歷史經驗的總結，或有不同之處，但一些重要的觀點，例如，社會主義發展中所出現的問題與“制度的弊端”有關，必須進行制度改革；反對權力過分集中，反對特權，反對領導與群眾關係中的不平等；主張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這些認識都是一致或相似的。但正是這些基本觀點，在1957年是被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的，所有的作者都受到了嚴厲的懲罰；而1980年代以後卻成為了中國的改革的指導思想，像“民主”與“法制”這類概念差不多都成了人們的口頭禪——當然，這也還存在著是否認真實行的問題，但至少再也沒有人斥之以“反動”了。這或許是反映了時代的進步，但這事實本身卻是應該好好想一想的。

1957年是什麼時候？正是我們所引述的鄧小平的文章中所說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黨的中心任務已經不同於過去，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極為繁重複雜”，在這樣一個歷史的轉折關頭，這些年輕人提出了反對權力過分集中，反對特權等問題，要求民主與法制，應該說是及時的，表現了可貴的敏感與先見；但也正如前引的他們自己在大字報中所說，儘管“制度上的弊端”已經引發出了各種矛盾，但“現在還不甚尖銳”，還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因而更不容易為大多數人所察覺與認識，於是，儘管警告已經發出，國人依然處於盲目與盲從的不覺悟狀態。這樣，這些憂國憂民的“廣場”上的年輕人陷入魯迅筆下的夏瑜那樣的命運，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必要為自己思想的“超前”而付出血的代價。

但對先覺者的遠見卓識的拒絕，更不用說運用權力對之進行反擊與鎮壓，也是要付出代價的。這就是鄧小平在他的文章中所一再談到的，由於不承認集權、特權等問題的存在，拒絕擴大民主與實行法制，進而將現行制度中的弊端推到極端，終於“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在這個意義上，有些研究者認為，1957年的“反右派”開啟了“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見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這是符合實際有道理的。歷史確實捉弄人：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徹底性，相當多的右派的批判者落入了被批判者同樣的命運，人們用他們當年批判右派同樣的，或更為極端的語言與邏輯批判他們，在自身陷入了同樣的絕境以後，才逼出了最後的覺悟。——自然，也有始終不覺悟的，在恢復了原有的地位以後，又重新使用起與權力結合在一起的原有的思想、邏輯與語言。但畢竟還是出現了這樣的歷史現象：先驅者的思想終於在某種程度上被他的批判者所接受，並且在批判者手中得到或一程度的實現——當然，批判者是在自己的利益驅動下去實現的，這已與先驅者無關，而且先驅者的歷史汙名也未必因此而得到洗刷，更不用說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的恢復與確認，不繼續整他們就已經夠人道的了。在大多數人的眼裡，甚至在後代人的心目中，他們依然是“有罪（至少是曾經有罪）之人”。——這樣的結局，無論對先驅者自身，還是當年的批判者、後來的遺囑執行人，都是無情而無奈的。　txt小說上傳分享

不容抹煞的思想遺產（4）

面對這種無情與無奈，我們所能做的，僅是指明這樣一個事實與這樣一種歷史聯絡：1957年“廣場”上的思考與吶喊，正是1980年代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先聲；舉世矚目的中國的改革的思想基石，正是這樣一些中國民間的年輕的先驅者以特殊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奠定的。而在他們之後，也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