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志了，此外又邀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復古的傾向，所以只謂之《新生》。”90周作人說：“同志的確很是稀少，最初原只有四個人，魯迅把我拉去也充了一個，此外是許季茀和袁文藪。”91此前他自己雖然已有幾種譯著面世，但若說打定主意專事文藝，卻是未必；現在因為大哥的新計劃，也就義無反顧地走上這條道路。可以說，周作人是因為魯迅改變人生方向而確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他的前半生中，大哥不止一回施加影響，而以此次最為重大。魯迅此時“決定不再正式的進學校了，只是一心學習外國文”92，也牽連到周作人，所以他來日本，前後幾次上學——如前述法政大學特別預科，以及後來的立教大學——僅僅是學習語言而已。

關於他們準備辦的雜誌，周作人說：“《新生》的運動是孤立的，但是脈搏卻與當時民族革命運動相通，雖然魯迅並不是同盟會員。那時同盟會刊行一種機關報，便是那有名的《民報》，後來請章太炎先生當總編輯，我們都很尊重，可是它只著重政治和學術，顧不到文藝，這方面的工作差不多便由《新生》來負擔下去。因為這個緣故，《新生》的介紹翻譯方面便以民族解放為目標，蒐羅材料自然傾向東歐一面，因為那裡有好些‘弱小民族’，處於殖民地的地位，正在竭力掙扎，想要擺脫帝國主義的束縛，俄國雖是例外，但是人民也在鬥爭，要求自由，所以也在收羅之列，而且成為重點了。這原因是東歐各國的材料絕不易得，俄國比較好一點，德文固然有，英日文也有些。”93一九〇七年秋，兄弟倆與幾個朋友一起，曾向俄國人孔特夫人（Maria　Konde）學習俄語，目的也在從事翻譯。惟因學費太貴，不久即告中斷。“我們學俄文為的是佩服它的求自由的革命精神及其文學，現在學語固然不成功，可是這個意思卻一直沒有改變。這計劃便是用了英文或德文間接的去尋求，日本語原來更為方便，但在那時候俄文翻譯人材在日本也很缺乏，經常只有長谷川二葉亭和昇曙夢兩個人，偶然有譯品在報刊發表，昇曙夢的還算老實，二葉亭因為自己是文人，譯文的藝術性更高，這就是說也更是日本化了，因此其誠實性更差，我們尋求材料的人看來，只能用作參考的資料，不好當作譯述的依據了。”94正因為如此，周作人“這時學日本語，專是為的應用，裡邊包括應付環境，閱覽書報，卻並不預備翻譯”95。直到十年以後，他才著手譯介日本文學作品。

周作人傳 第二章 一九○六（3）

周作人說：“我到東京的那年（一九〇六），買得該萊（Gayley）的《英文學中之古典神話》，隨後又得到了安特路朗（Andrew　Lang）的兩本《神話儀式與宗教》，這樣便使我與神話發生了關係。”96當時他據此為《新生》寫過一篇《三辰神話》，但是未能完稿。周作人受英國學者安特路朗的人類學派神話理論影響很大，以後又對希臘神話和神話學多有研究，晚年更翻譯《希臘神話》、《希臘的神與英雄》等，正是由打這兒起頭。此外他的多項“雜學”，均肇始於留日時期。可以說，經過在東京以及此前在南京總共十年的求學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