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赫連勃勃建立夏國，“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以此來說明自己秉承夏朝正朔，以中國正統皇帝自居。就連現在大魏朝的敵人遼國契丹人，也始終把自己稱作是炎帝、黃帝的子孫。《遼史》記載契丹族為“軒轅後”，“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為審吉國”。——姑且不論這些說法是真是假，至少可以表明，連遼人都知道，如果不在這個“祖宗”的問題上站住腳跟，那麼他們是肯定統治不了有著強烈大一統思想的中原王朝的。至於有沒有實力打敗中原王朝，那倒是另外一回事了。

中國曆代王朝，無論是漢民族建立的王朝，還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都以中華文明的正統傳人自居，都以“混一寰宇”作為最基本的政治目標，不容許存在割據政權。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來自中國各族人民對於中華文化的自我認同感。這種文化歸屬感超越了民族、種族、地域、國界，成為中國各族人民所共同具有的心理特質，由此帶來中華大一統的文化向心力。

但是這種強大的思想是怎麼得來的呢？這就是儒家的本事了。雲錚自然知道後世有一段時間很是鄙棄儒家文化，但他知道儒家文化在維護中國古代政治格局上的巨大作用是絕對不可替代的。

儒家學者主張要處理好兩個大的關係：三綱六紀和華夷之辨。

三綱六紀是在三綱五常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三綱源於孔子和孟子，孔子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強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奠定了三綱說的基礎。

仁、義、禮、智、信這五常之德，也是由孔子和孟子首先提倡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最先明確提出了“三綱”的概念，認為“王道之三綱，可求之於天”，“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之陰陽之道”，因此，“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董仲舒把五常之道作為調整這三綱關係的基本準則。在董仲舒三綱五常說的基礎上，東漢班固的《白虎通？三綱六紀》，確立了三綱六紀的九大關係。

按後世季羨林大師的觀點，三綱六紀裡面包括了愛國主義精神，如君為臣綱這一綱，人君的賢否，無關重要，人君只是一個符號，一個象徵，他象徵的是文化，象徵的是國家。三綱六紀“講的實際上是處理九個方面的關係：國家與人民、父子、夫婦、父親的兄弟、自己的兄弟、族人、母親的兄弟、師長與朋友。”這些關係處理好，國家自然會安定團結。雲錚認為這話的確很有道理。

為了實現大一統，儒家又強調華夷之辨的重要。夷本來是古代華夏對異族的貶稱，最初用於東方民族，稱為“東夷”。春秋以後，中原以外的各族，如被貶稱為“南蠻”、“北狄”、“西戎”、“東夷”的四方之族，被統稱為“四夷”。但是後來的華、夷主要是在文明與否的意義上使用的，《春秋公羊傳》就是把有無禮儀作為華、夷之界的，凡夷狄之邦，只要能遵行禮儀，就應該與華夏民族同等看待。相反，華夏民族中誰背棄了禮儀，誰就變做“新夷狄”。凡遵行禮儀的文明之族，均為華夏大家庭的一員。

雲錚一貫認為，華夏文明是一種偉大的文化體系，對於中國人民，它是一種向心力、迴歸的力，它是統一中國的凝聚力，因為它不具有狹隘的民族意識，更不是併吞一切的大民族主義。它是民族意識的昇華，它是一種標準、一種水平，達標者為中國、為華夏，落後者為夷狄、為野蠻。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華夏、進為中國。

正因為這種觀點，使得雲錚在對待大事上有些冷酷，甚至冷漠。這從他對待青龍教的態度就能說明。他並不在意青龍教舉兵，因為青龍教舉兵能讓那個老找自家麻煩的朝廷消停消停，為此他甚至不在乎這事情一旦爆發，將會捲入多少無辜的生命。——這個時代強大的“家大於國”的觀點影響了他，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