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最讓人心酸。一個是劫後餘生的翠平迴歸到自己真正的具有很深的象徵意義，同時又最有安全感的雞窩，取出數根金條、幾個玉鐲並把它們悉數交給組織作為黨費後，回到村裡，糟糠之妻竟然被“深海”同志的另一個更大的使命所“拋棄”，被永遠“囚禁”在自己的使命的小鎮上，在革命建設時期，母女相依為命，迢關險阻，望穿秋水。卻不知，餘則成已經在海峽對岸“有情人終成眷屬”。我黨這樣的隱蔽戰線工作的殘酷性似乎被導演合理地誇大了。翠平的宿命與迴歸被賦予了政治上的無奈。細節上，導演的敗筆在於，前來宣佈翠平不能離開鎮子半步的穿著洗得發黃的解放軍軍裝的我特工幹部絲毫沒有任何同情心的表現，絲毫沒有對冒著生命危險臥底敵營多年、不捨得多買一瓶洋酒，卻捐出自己全部家當交黨費的老地下黨、驍勇善戰的游擊隊女隊長表現出最起碼的尊敬，讓人對《潛伏》的意義更加不寒而慄。而餘則成在被劫持去臺灣的飛機上對站長輕飄飄的一句“我喜歡潛伏的刺激”，是對朝思暮想的翠平的再一次折磨和侮辱。隱蔽戰線工作之殘酷可能被戲劇地渲染和誇大了。所有觀眾的感情都無法接受。我認為，導演完全可以處理得更有人情味兒。姜偉這種方式的結尾等於無言地控訴了海峽兩岸骨肉分離的政治現實。吳站長批評餘則成心重但手不狠，導演的片尾處理彌補了“深海”所缺少的那種惡劣和必需。

《潛伏》裡的信仰和內斂（3）

戲裡和戲外有時是很難分清的。為了信仰和工作而把家庭和個人的感情放在次要的位置，古今中外不乏其例。但是，今天，在*盛行的社會里，我們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偶爾談論我們身邊的某某顯然在為自己和一個黨派的信仰而忘我的工作，旁觀者可能會啞然失笑，說這個人有病。在戲裡，這是謝若林的角色，從事情報的買賣，沒有自己的政治觀點和原則，最終被棄屍荒野。當年，這非常正常；今天，我們可能仰天浩嘆一聲：哥們兒，這更正常，沒什麼大驚小怪的。

有時，體制在鼓勵人性解放的同時，也更加助長人性的貪婪，所以才有了黑格爾所謂的，“相信人性惡比相信人性善，更有助於理解歷史的進步”。*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認為，伴隨物質文明的進步是文明和道德的淪喪與倒退。他們當然在批評早期工業化時代資本主義殘酷的原始積累。可是，誰又能否認，我們今天的都市化程序，很多方面不也帶著斑斑血跡和腥臭？

20　世紀70　年代末和80　年代初，我們的文藝作品因為敢於直面“極左”的醜陋和封建餘毒的落後而具有啟蒙的高度，那時談思想解放，如飲甘露，似回到1949　年《激情燃燒的歲月》裡父輩們唱著的：“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政府愛人民吶……”今天，我們再談思想解放，卻好像心情沉重，必須要像姜偉導演所說的要收著些，回到《潛伏》的日子，像餘則成那樣低聲地勸解，低調地品味信仰的力量。我們是否具有時代的墮落這樣的普及和巨大的悲劇意義？這，很難得出準確的和令人完全信服的結論，因為我們不是有些憤青意義上的罵街。

俞敏洪、白巖松都在不同場合提到我這幾年頭髮白得厲害。前者感嘆地說，楊銳你的節目越做越得心應手，但是能堅持一個欄目整整10　年，在媒體裡相對清貧地工作23　年，做到不改初衷，依然不易。他問我為什麼？我說，可能是因為我有頑固的新聞記者的情懷和理想。

本來一個有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