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感罷。自此周氏兄弟就合住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衚衕紹興會館的補樹書屋，“南頭的一間是我的住房兼作客室”243。直到兩年半後，遷往他們所購的八道灣住宅。

周作人雖然應蔡元培之邀而來，及至四月五日二人見面，卻是“功課殊無著”244：“當初他叫我擔任希臘羅馬及歐洲文學史，古英文，但見面之後說只有美學需人，別的功課中途不能開設，此外教點預科的國文吧。”245——周作人未來之前，蔡元培即透過魯迅“屬告起孟，並攜言語學美學書籍”246，而周氏也已有“此二學均非所能，略無心得，實不足以教人，若勉強敷說，反有辱殷殷之意。慮到後面陳，多稽時日，故急函謝，切望轉達，以便別行物色”的答覆。不過他還是來了。大約蔡元培只是有心請他來校任教，教什麼並無確切安排；周作人則以為事情已經落實。“這使我聽了大為喪氣，並不是因為教不到本科的功課，實在覺得國文非我能力所及，但說的人非常誠懇，也不好一口拒絕，只能含混的回答考慮後再說。這本是用不著什麼考慮，所以回來的路上就想定再在北京玩幾天，還是回紹興去。十日下午又往北大訪蔡校長，辭教國文的事，順便告知不久南歸，在校看見陳獨秀沈尹默，都是初次相見，竭力留我擔任國文，我卻都辭謝了。到了第二天，又接到蔡校長的信，叫我暫在北大附設的國史編纂處充任編纂之職，月薪一百二十元。”247——“這樣我算進了北京大學了”248。蔡元培終於將周作人挽留下來，後者的人生“大轉折”遂得以實現。陳獨秀時任文科學長，沈尹默則在此任教，他們都成為周作人的世界裡的重要角色。四月十六日，周作人開始在編纂處上班。共有兩位編纂員：周作人負責英文；沈兼士負責日文，但當時在西山養病。——沈氏亦為章門弟子，以後對周作人的命運多少也有影響。

自此之後，即如周作人所說：“我便每天都往北京大學上班，地點是圖書館的單獨一室，這圖書館是有名的四公主的梳妝樓，廣闊的幾間樓房，塗飾得非常華麗，我的辦公室乃是孤獨對立的小房，樣子似乎寺廟的鐘鼓樓，不知道是什麼用的，原來也很不錯，如今被舊雜誌堆放得沒有隙地，實在有點兒氣悶。但是我在那裡卻也過了些有趣的時光，在那舊雜誌上面找到幾篇論文，後來由我翻譯了，登在《新青年》上面，這是一篇《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說》，另一篇是《俄國革命之哲學的基礎》。”249不過這是後話，當時有半年時間，他都在沉默之中。——五六月間，生了一場病，以為是腥紅熱，卻是麻疹，後來魯迅據此寫了小說《弟兄》；更重要的是，周作人面臨著一個重大轉變。

周作人傳 第四章 一九一七（2）

這時“文學革命”已經發動，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先後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發表。魯迅曾寄這雜誌到紹興，周作人的反應是“多可讀”250。不過載有胡、陳上述文章者，大約來北京後才見到。“我初來北京，魯迅曾以《新青年》數冊見示，並且述許季茀的話道，‘這裡邊頗有些謬論，可以一駁。’大概許君是用了民報社時代的眼光去看它，所以這麼說的吧，但是我看了卻覺得沒有什麼謬，雖然也並不怎麼對。”251胡適提出“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爛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和“不避俗字俗語”的“八事”；陳獨秀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