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根本沒有立憲的想法。清政府的社會基礎已經很薄弱的時候，只要一個偶然的事件就能使它滅亡，所以，1911年看起來是偶然的辛亥革命，就導致了清朝的垮臺。

從晚清歷史看，清政府一直是被動變革，也是中國近代化一點一點被延誤，有進展，但是在重重阻力中被延誤的進展。清政府總是在下一個階段做上一個階段應該做的事，我在一篇文章說，它不知道積累越多，應付的利息越大。積累的利息越高，到後來承擔不起，就連本帶利沒了，就是崩潰、垮臺。

清政府垮臺後，中國進入一個權力失衡的時期，軍閥混戰，我就不講了。這個階段，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中國的經濟進入了一個黃金時期，因為帝國主義都忙於打戰，並且還需要大量的原料材料，中國的民族工業恰恰這時候有個大的發展。

從1927年以後，國民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這時開始了工商業的建設。27年之後城市工商業有了比較快的發展。從27年到37年抗日戰爭之前，但這個階段是畸形發展的，城市工商業發展很快，但農村政策始終很失敗，農村仍是一片凋敗的景象。國家分成了兩部分，城市在發展，農村在凋敗，這是不行的，所以後來共產黨把重點放在農村。

抗日戰爭把城市的發展也給打斷了，到1945年抗戰勝利，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除了香港澳門沒收回以外，中國成為聯合國的創始國，成為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成為一個大國，這是中國夢寐以求的。

這時候，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威望達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但一年不到，他的威望一下子跌到低谷，為什麼？因為財富的接收，接收了敵偽巨大的一筆財產，又沒有政治權力的制衡制約，所以貪汙腐敗更加嚴重，無以復加。當時有句話很形象：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腐敗導致了國民黨的失敗，這連他們自己都沒有想到，共產黨人也沒有想到，在後來的大決戰中那麼快就取得了勝利。國民黨沒有珍惜自己的政治優勢，白白喪失了。經濟上的腐敗吞噬了政治上的資本。

1949年中國現代化面臨又一次模式的選擇。從1948年下半年起，中國共產黨就已經考慮這個問題了。毛澤東48年下半年在傾全力組織三大戰役，在戰爭過程中共產黨也基本認識到中國是自己了的，怎麼樣建設這個國家呢？毛澤東就委託劉少奇具體規劃新中國的建設藍圖。1948年9月，劉少奇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關於新民主主義建設的報告》，12月在華北財政會議上，也做了《新中國建設的方針的問題》的報告。這兩篇報告明確指出，過早的社會主義政策是要不得的，過早的資本主義也是不行的，制定了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方針。

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確定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性質。這次會議不僅僅是毛澤東提出的要警惕“糖衣炮彈”，它更重要的是為中國共產黨掌權以後制定一個新中國的藍圖，這個藍圖就是要長期處在新民主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允許發展私人資本，允許資本主義、民族資本的存在，這和共產黨長期宣傳的有不同，這使老百姓和一些工商業資本家感到困惑，不太理解。很多地方對工商業對資本家實行了比較左的政策，針對這個情況，很多資本家就很擔心，想把資本抽出來轉移。劉少奇到天津調研期間，發表了著名的天津講話以及一系列講話。這個講話的核心內容就是對資產階級的態度問題。七屆二中全會中說了黨的工作重心發生轉移，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從奪取政權變為建設國家，需要學會管理，充分研究經濟。

劉少奇的天津講話其實就是具體貫徹、落實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他認為——我念一段，這是在《黨的文獻》上公開發表的——“天津解放後，帝國主義、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已找不到了，看不到了，於是就把子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