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義殘留分子、割什麼資本主義尾巴……等等，都是批鬥的物件。各個生產隊的牆上到處寫的是標語，各個批鬥現場插滿紅旗，每個人胸前帶著毛主席的像章，手裡拿著毛主席語錄，穿著軍裝，戴著軍帽，那場面，那氣氛，將人們的神經繃得很緊。那時真分不清哪是兵哪是民，反正都一個樣。像隊長說的要與毛主席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要團結在黨中央周圍，聽從黨的指揮，要像一塊磚，那裡需要那裡搬。

那是果園的一個特殊年代，也是中國的一個特殊年代。

我記得那時每年過年媽媽都會請裁縫為我做一套小軍裝，縫上紅領章，戴上買來的小軍帽，簡直就是典型的小紅衛兵。在年三十的晚上，穿著新衣，帶著新帽，我就會在堂屋裡走來走去，反剪著手，像開批鬥會時場部書記那樣，官腔十足，偶爾還學上幾句，媽媽說很像，說我有官相。不過我那時學什麼人說話，多少都有點像，還偷偷學過毛主席在天安門的講話，但被爸爸毒打了一頓。從此我再不敢學別人的說話的聲音。我的爸爸在這方面是很注意的，主要是我們家的階級成分不好。我的爺爺是國民黨時期的一個小軍官，後在未解放時就棄暗投明，加入共產黨，本想回到家鄉建設家鄉，好好過日子，可又偏偏遇上文化大革命，整日的批鬥，逼得我爺爺就差點自殺。後又牽連我的父親和我整個家庭，沒有辦法，爺爺為了保全我的父親和我們全家，就和我們斷結了關係，結果他還是被押到了一個很遠的地方去勞動改造，一直到1982年才從勞改農場回來。我也是在那時第一次看到我的爺爺。

由於當時中國的時局在不斷地變化，場部也在大喇叭裡宣讀一些關於中央的最近檔案精神。空氣中的氣氛一夜之間發生質的變化。再沒有批鬥，沒有學習班，大家似乎覺得國家在變化。家家戶戶天一黑就關門，沒有人敢議論，只有沉默和等待。我們隊的民兵連長也沒有往日那樣威風，槍也上繳了，上面工作組的人找過他，聽說要他將文革關於批鬥的事寫成報告，上報上級局辦等待處理。整日看到民兵連長只要一出門，無論是晴天還是雨天，他總是戴著一頂破草帽，帽子總是壓得低低的，像是很怕見人似的。我們大家都知道民兵連長在文革期間是個大紅人，隊裡誰都要服他，否則拉你出去批鬥，不知是批鬥具有殘酷性，還是場里人膽小怕事，一聽到要開批鬥會，大多數人的腿都會發軟，眼睛六神無定，都會想想自己是否犯錯誤。隊領導和民兵連長站在臺上，環顧坐在臺下的工人，永遠是那一句話：“有問題，就要向毛主席交待，向黨和人民交待，否則批鬥你，送你上學習班。”民兵連長揹著槍，腰扎武裝帶，始終站在臺的右邊，時不時動動背上的槍，每一次動一下，臺下的人，個個會顯得很驚慌。現如今，隊裡的大多數人不再驚慌，不再恐懼民兵連長，他們在等待黨中央更新的政策的到來。

要平反。迅速在果園場內傳開。往日被批鬥的那些人，露出了久違的笑容，腰板明顯地變直，說話的聲音也變得更加宏亮。陸續有上級來人調查材料，一些武鬥分子被工作組相繼帶走。有些單身漢還接到通知，要調回原籍工作，有的恢復領導職務，有的要回城。在他們離開時，他們都會跪在渠道邊大哭一場。的確，在思想和精神方面，他們受了十幾年的折磨，身心的創傷太深，無法抹平，終於熬到出頭之日，現在要走了，要離開這裡，今生可能不會再來這裡，多少還有點難以離舍。沒有接到平反和調令的，隊長家裡和場部的門都擠破了，一天要打聽幾次。領導只有安撫他們，多少年都熬過來了，現在又有好政策，再多等幾天，又有何妨呢？

單身漢中的知青，當聽到他們要返城的訊息以後，根本就沒有心思在隊裡幹活，隊長也沒有辦法，就由他們，食堂每次吃飯時，飯碗個個敲得鐺鐺響，其實隊長怕他們鬧事，他也不離開他們半步，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