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的淳安縣也不多見。他們地處98米水位高程的淳安高坡上，老農都說：“新安江水庫把整個淳安的田和地都淹了，我們馱塢裡村的屋也淹不掉。”1959年春節後，鄉黨委書記肖學能來到馱塢裡，馱塢裡的鄉親們把書記圍了起來，你一言我一語說開了，肖學能書記聽了山裡人的一番話，想想也有道理，就答應說：“我給你們爭取留下來。”

馱塢里人當年沒有離開故土，但1960年7月，馱塢里人面臨了一場“滅頂之災”。他們種的水稻和苞蘆剛要收割時，眼睜睜地看著新安江水庫的水往上湧，發黃的水稻稈，苞蘆稈一個勁地往下沉，與祖祖輩輩朝夕相處的新安江就那麼無情。看見新安江的庫水淹過一畈稻穗和苞蘆穗花後，全村人哭泣了。他們的心像刀割似的難受。那年，新安江水庫只給馱塢里人留下了兩畝田和18畝山地。按當時的產量，這批零星的耕地收割起的稻穀和玉米，馱塢里人只有一個月的口糧，一年還有11個月的吃飯問題怎麼解決？他們困惑了，國家當時也窮，只供應他們一天一斤稻。一斤稻穀對天天面對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來說，只能是三餐喝稀飯。

1961年春節過後，一浪一浪的新安江庫水就往馱塢裡湧了，淳安縣移民辦已把馱塢裡列入春季移民村。肖學能書記再次來到馱塢裡村，他在村黨支部書記吳加柱家裡，對吳加柱和大隊長吳金海說：“上次我在縣長那裡求了情，把你們留下來了。但你們吃了一年多的苦，這不怨我。現在水都進村了，不移是不行了。這次安排你們移到衢縣，你們兩人去參觀，參觀是叫你們去看看，認認路，你們村上人帶不去，我要找你們算賬。”

吳加柱和吳金海兩人到當時的衢縣溪口參觀，回到淳安排嶺，就被肖學能書記等一幫人截住了。吳加柱說：“溪口離開龍游25華里，到衢州60華里，地處深山，柴好、水好，就山壟田不好。人均9分山壟田，一年不到300斤谷，還要繳每畝30斤的農業稅，到這地方將來還是餓肚皮。”他們向肖學能書記當場表了“這地方不去”的態。他們兩人就被關進了參觀回來的大隊幹部“牛棚”裡。吳加柱和吳金海在排嶺蹲了10天的牛棚之後，兩人都沒有鬆口，最後肖學能打出了最後一張牌：“只要你們去，土地一定設法給你們調換。”吳加柱和吳金海深知肖學能不是亂誇海口，當場就表示：“我們移。”

1961年4月9日，淳安馱塢裡村的41戶，156人，一人不漏地全部在當時的衢縣溪口公社楓林大隊插隊落了戶。馱塢里人祖傳下來的勤快帶到了溪口。他們每人吃著割稻前國家供應的一斤毛糧，天天忙著開荒，種“百斤糧”，就是不下田耕種撥給他們的150畝山壟田。

我在雙港口村調研時，這位74歲的雙港口村老支部書記吳加柱說起了“搶田”的故事：“到了溪口的第十天，春耕已經忙碌起來了。我藉著肖學能的底氣，壯了膽，用讀了三年私塾認識的幾個字，給當時的溪口公社黨委寫了要求調換耕地的信。信的最後一句話是：‘如果不調換，我把全村人帶到排嶺去。’不知是這句話厲害，還是董書記的電話起作用，反正，信送出的當天下午，溪口公社的副書記紀桂芳來到楓林大隊，找到大隊黨支部書記劉玉林，以命令的口氣告訴說：‘縣委董書記已來了電話，這100畝山壟田要調整。’

6．重遷（2）

“那時辦事，不像現在這樣，什麼事要研究研究，一拖就是十天半個月，我們村換田的事第二天就開始了。我和吳金海兩人是移民代表，楓林大隊的劉玉林書記也帶著大隊長來了。紀桂芳代表政府，‘三頭六面’全在場，劉玉林說：‘其他生產隊的田調整也難，我自己所在的生產隊，雙港口一片田和小港口的山壟田，都給你們，這山壟田是沙質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