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指標也不一而足。以宋代為代表的中國封建文官制度，在正奏名之外所開的特奏名、奏蔭的缺口，其以虛假的考核、虛擬的名位所網羅的各類人，考試種類的增多，取士數量的增加，入仕的zì　yóu選擇xìng大了，但考試科目的官君王選的是“才”，而非“人”。

中國之科舉至宋代臻於完備，可宋代的科舉也真是個怪胎，同樣也涉及到了這個根本xìng難題。一方面選拔雄才大略之士之多是中國歷史上其他朝代無法比擬的，同時也造就了積弱政治與軍事，且科舉考試的擴大，再加上“恩蔭”和憑年資敘遷的“磨勘”，使宋代的官吏隊伍急劇膨脹，以致宰相宋癢哀嘆：“州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

不少人說中國的文官制度如何開了世界先河，其實它與現代西方文官制度大相徑庭。zì　yóu政治是希臘傳統，也是士大夫們治國善國的理想，恐怕士大夫自身也沒有自覺意識。但中國皇權那肯定是不可容忍的，並且皇帝和大臣總在懷疑這種哼哼唧唧賦詩量“人”之“才”的可靠xìng，是否有補於政事，這種形式亦屢為人詬病，所以能否選出人才還得看皇上的心情．．．

爭論之餘，趙檉的新班子也知道，要想推行新政也需要一批可靠的人。當年王安石就是急於求成，用所非人，導致政策到基層走了樣，為了完成指標。不分貧富，採用一刀切的辦法，搞得天怒人怨，被人抓住了把柄，結果是功敗垂成。

現在王爺在路學中悄悄培養一批人，這些人熟知政策，且術有專攻，且經過跟隨大軍西征。取得了治理地方的實踐經驗。且這些人出身多為草根，懂得民間疾苦，瞭解民情，擔任基層工作正合適。缺乏的只是個功名而已。將這些人以舉薦的形式放到基層任職推行新政，加上他們在上面指導，應該是令人放心的，起碼不會出現亂搞的現象發生。

如今人事問題取得了共識，放在在他們面前就是經濟問題。沒有錢是什麼事情也辦不成的，而現在府庫空虛，事情又不能耽擱，這就需要從政策上進行調整。而要搞到錢又不能傷民之根本，的確也是個難題。這就需要考量這幾位經濟理論家的能力了．．．

宋代本來推崇‘一本仁厚’的裕民之政，但三冗問題一直難以解決。財政總是入不敷出，所以後來破了太祖不加農田之賦的老規矩，變得像神宗說的那樣‘古者十一而稅，今則取財百端。’興利之臣不僅開賣官鬻爵、鑄錢造幣之財源，還於禁榷專賣上做盡了文章。

按照皇家的理論，山海天地之藏，市場貨物之聚，不應讓商賈獨擅其利，而應收歸國有專賣，以助國家之經費。於是一大批國營企業開辦了起來。舉凡最有利可圖之商品均列入禁榷之列，由這些國營企業來專賣，這一賣可不得了，各種榷務司、易物司成立了，凡是暴利行業皆被壟斷。

在經濟學上，鹽被視做完全無價格彈xìng的商品，作為生活必須品，沒有一rì能離開，不管貴賤人們都得買，所以歷朝直至現代都實行專賣制以控制壟斷，美名其曰保護人民身體健康．．．宋朝對鹽的統一收購價為每斤不過五、六文，但其中內含的人工成本僅為一文，而售價卻高達三十文至六十文，獲利數倍至數十倍，在銷售上則按人口分配，甚至牲口都有配額，勒令消費，強制購買。

不僅如此，官鹽的流通還極其困難，淮南鹽潔白純淨，質量很高，但從通州運到真州，再從真州運到江、浙、荊、湖等地的途中，運吏船卒侵盜販賣，再加入沙土以充數，對此朝廷即使嚴刑峻法也制止不了。運輸效率的低下，又致使產地鹽積壓數萬石，任憑風吹雨淋，產鹽戶還得不到極少的貨款。消費者手中拿到的鹽既質量差，還短斤缺兩，所以儘管緝私嚴厲，私鹽還是最終佔據了大片市場。

鹽之禁榷在實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