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幾件事：一是怠慢，說他結交朋友不能長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為是，說他看詩文多固執己見；三是虛偽，說他對人能作出幾副面孔。

蕙西的話雖少，但件件是實，句句屬真，直截了當，鋒芒所向，直指曾國藩的病處。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我有朋友，直率啊！我每天沉溺在大惡之中而不能自知！

這事給曾國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記中寫道：我對客人有怠慢的樣子。面對這樣的良友，不能產生忌憚的心情，拿什麼來吸取別人的長處？這是拒友人於千里之外啊！接待賓客尚且如此，不必再問閒居的時候了。偃息煙火，靜修容顏又怎麼說呢？

朋友有了過錯，蕙西不指出來，那是蕙西的過錯；朋友指出了過錯，曾國藩不改正，那是曾國藩的過錯。現在是一個直言不諱，一個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書集註》中所說的：責善朋友之道也。

曾國藩既有邵蕙西這樣的諍友，也有吳竹如那樣的摯友。同年二月的一天，吳竹如與曾國藩促膝談心，談到他平生的交往，把曾國藩以知己相許，他說：“凡是閣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許諾下的言語，信了它就足以滋長您自以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負了您相知相許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終懷著恐懼的心理。”幾句話，不溫不火，不惱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國藩曾記下了他的感受：聽了吳竹如的幾句話，我悚然汗下，竹如對我的敬重，簡直是將神明收斂在內心。我有什麼德行能擔當得起呢？連日來安逸放肆，怎麼能成為竹如的知己？實在是玷汙竹如啊！

但是，有了在道德修養上努力的方向和行動，並不意味著曾國藩立刻就成了聖人，恰恰相反，我們從當時曾國藩的一些家書中可以發現，曾國藩也曾是一個很小氣的人，也會為自己升官發財而沾沾自喜。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四月，曾國藩參加翰詹大考，題為《遠佞賦》，以“請問下民常厥德”為韻；《君子慎獨論》；《賦得“澡身浴德”》。曾國藩列二等第四名。至此，他才最後透過了仕途上層層的八股制藝考試。六月初二日，他六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擢次如此之快，連曾國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於十七日寫信給祖父說：自己“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惶悚實深”。話雖然這般說，實際上他卻按捺不住內心的激情，同一天，給叔父母寫信說：“常恐祖宗積累之福，自我一人享盡。”

第二天，又給在家的三個弟弟寫信，不無自負地說，“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近來中進士十年得閣學者，惟壬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嚀諸弟說：“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癬疾亦愈，且驟升至二品，則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另外，曾國藩認為，在溫室中培養出來的道德修養畢竟是十分脆弱的，只有在激烈的矛盾衝突中仍能保持高潔的操守、圓融的處事手腕，才是一個人道德修養的真境界。這個問題，在曾國藩投筆從戎，親自領導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反映得極為明顯。

1857年，曾國藩在軍事上受挫、心灰意冷時，父親死去的噩耗又傳到了，曾國藩便立刻率曾國華、曾國荃回籍奔喪，大有急流勇退的意思。

此次曾國藩棄軍奔喪，已屬不忠，此後又以復出作為要求實權的砝碼，這與他平日示人的理學家面孔大相徑庭。因此，招來了種種指責與非議，再次成為輿論的中心。朋友的規勸、指責，曾國藩還可以接受，如吳敏樹致書曾國藩，談到“曾公之事，暴於天下，人皆知其有為而為，非從其利者。今賊未平，軍未少息，而疊遭家故，猶望終制，蓋其心誠有不能安者。曾公誠不可無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訛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