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當一起重大事件的發生造成嚴重心理衝擊與糾結，或者當政府和體制的誠信不堪一擊時，更是如此。

擁有最強大生命力的“陰謀論”總是能夠與時俱進，請看下列組合：“老”“陰謀論”（猶太人的，或布林什維克的“陰謀論”）和俄羅斯大革命組合成“年輕的”的“猶太布林什維克”“陰謀論”。此外，美國逐漸爬上世界霸主寶座的背後，隱藏著來自洛克菲勒家族或者三邊委員會的“魔爪”。

在《神話與政治神話》（1986年）一書中，歷史學家兼大學教授拉烏爾·熱哈爾戴（Raoul　Girardet）試圖闡明在對政治的恐懼中，真實與想象如何相互作用。他注意到，最常見的“陰謀論”往往呈現出解釋世界和當代歷史的明顯意圖，甚至體現在超驗的層面上。這種神話的變體被賦予一種“社會效用”，如同神話本身，來源並不確定，相反，表現形式卻總能清晰可辯，或者是一則具有可信度的訊息，或者以一個發人深思的虛構故事形式出現。哲學家羅伯特·瑞德克（Robert　Redecker）認為，這種對獲知的置信擁有“自戀癖的特徵……其信眾為擁有一個極端重要的秘密而沾沾自喜，享受著比大學問家還要博學的快感”。

社會學家、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維羅尼克·康冰·文森（Veronique　Campion　Vincent）以美國研究為標本，劃分出精英與反個體，兩大“陰謀論”的區別。精英“陰謀論”又可以細分為“右翼”理論和“左翼”理論。前者指為黑人和猶太人服務的聯邦國家試圖奪取白人和基督教徒國家的領導權；而後者則認為由大公司和大富豪控制的國際化機構試圖建立世界新秩序。在這些“陰謀者”中，既有三邊委員會、彼得伯格集團、世界貿易組織，也有凱雷集團、骷髏會、朝聖山學社，等等。至於反個體“陰謀論”，指的是透過國家和不同的機構，對個人實施難以察覺的控制，特別是對心智的控制，科學在此成為同謀。

2007年，瑞士心理學家帕斯卡·瓦格納·埃格（Pascal　Wagner　Egger）和阿德瑞恩·邦瑞德（Adrian　Bangerter）透過與維羅尼克·康冰·文森相似的分析指出，“陰謀論”可以分為涇渭分明的兩派：指控權威派（來自“體制”的陰謀）和少數派（將矛頭指向少數社團和恐怖分子）。

透過網際網路，遊戲（如《燃燒戰車》），電影（如《終結者》、《移魂城市》、《駭客帝國》）或書籍（如約翰·勒卡雷的《不朽的園丁》、托馬斯·平松的《萬有引力之虹》和菲利普·迪克的《烏比克》），正如歷史學家皮埃爾·安德列·塔基埃夫（Pierre　Andr　é　Taguieff）所言，“陰謀論”迎合了一種“世界中邪了”的需要，它參與了一種“世俗化形態下的信仰的重新配置與宗教的昇華過程”。拉烏爾·熱哈爾戴對此分析也表示認同，他認為，陰謀的神話是對一個代表善的團體——教會進行研究所得出的必然結論。陰謀在此成為“預設意願的負面反映，這種倒錯願望的表現或多或少是無意識的，但卻總是未能得到滿足的。”

皮埃爾·安德列·塔基埃夫總結出陰謀論的四大結構規則，它們從非科學的簡單詮釋出發，建立在先入為主的預測，與“無風不起浪”的常識基礎上：——沒有什麼是偶然發生的；

——所有一切都經過刻意掩蓋；

——沒有什麼是表面看上去的樣子；

——所有一切都與秘密相連。

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認為，這是一種對大眾一致性需要的回應。在其著作的第三卷，也是最後一卷《極權主義起源》中，陰謀論被認為是極權主義產生的基石，因為以假設性的陰謀論來解釋事件會把